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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殿外殿，太監宮女們來來往往的忙碌著，這樣的御前議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隨著冬天的到來，戰事暫且平息，御前廷議越發的頻繁了起來，不再是一個兩個大臣陸續進去，多數時候都是人數眾多的大議，如果是在宮中日久的老太監，老宮女，就能察覺到，大秦這又是到了多事之秋了，而平常的宮人卻只會以為，大秦對外用兵，自然就是這把情形，沒什么好奇怪的。

當然，他們怎么以為的，都無關緊要，對於他們來說，每次大議之後，皇上多數會留群臣宴飲，這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情，必定要准備的妥妥鼻當，不能出半分差池才行，不然的話，陛下每次議事之後，都恨是疲憊，心情還狠不好，誰要在這個時節出了岔子，一旦惹得龍顏震怒，那不是找死是什么？

所以外殿中雖說人來人往，卻沒一點動靜，宮人們都小心翼翼的，走路也都墊著腳尖，唯恐聲響大些，被管事的太監女官們呵斥。

靜悄悄中，隱約從內殿方向傳來一陣激烈的爭吵，聲音很大，饒是能工巧匠們費盡了工夫，就想做到內外隔絕，但因為聲音太大，還是隱約的傳到了外殿宮人們的耳朵里。

所有人都定了一下，有的臉色已經有些發白，有城府的，身子僵了僵，便即若無其事，好像什么都沒聽到一般。

幾個管事的太監和女官悄悄的相互對視，估計心里也都拎了起來，自從勤政殿落成到現在，這樣的爭吵，還是頭一次，能不讓人揪心？

正在化們猶豫著是不是讓宮人們先歇歇，別一個不慎遭了池魚之殃的工夫，勤政殿總管，御前掌禮大太監徐公公已經快步從內殿行了出來，年輕的臉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在內殿門口，向外揮了揮手，井身就又回去了，外殿的宮人們卻如蒙大赦，隨後便在管事太監和女官的率領之下，潮水般退了出去。

相比外間宮人們的惶恐，勤政殿內殿之中的爭吵卻越發的激烈了起來。

為的不是旁的，正是河中戰事。

中書與樞密院在河中戰事上的分歧無疑是巨大的。隨著兵部尚書李承乾入中書，為參知政事，兼理兵部諸事，看似樞密院未有被波及半分，實際上，樞密院的職權卻被消弱到了歷代最低。

其實，有鑒於前朝樞密院權重，到了唐末，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甚至於連皇帝廢立，皆出樞密這樣的事情都不稀奇了，加之與藩鎮勾連，內外相應，也一度成為了藩鎮割據之禍的署魁禍首。

有鑒於此，大秦立固之初，雖也常設樞密院諸職，樞密使更一度被稱之為樞相。然前車之鑒不遠，哪里又會走回老路上面去？

於是，廢節度使之職。之後又嚴禁樞密院干涉朝廷政務等等，而樞密使之職雖多由武人任之，其位，卻在中書之下，再不能與中書分庭抗禮，而在職位品級上，也劃分的明白，樞密院之長，樞密使為正三品，而掌中書事的同門下平章事，卻為朝中唯一的二品大員，領袖百官，權重朝野。

之後又以兵部分樞密之權，相互掣肘，這般下來，樞密院雖還略獨於百官之外，卻也再無復當年鼎盛之時的景象了。

到得後來，又有反復，因用兵頻密，政軍糾纏，相互推諉，有礙於征戰，屢有輔相兼掌樞密之事生，便如當初同門相平章事楊感兼樞密使事，而在正德一朝，樞密院職權略有恢復，不但力壓兵部，還漸漸與中書拮抗，權柄略重。

待至景帝登位，楊感去職，樞密院又有更迭，十余年過去，因大秦漸漸強盛，屢用兵於外，雖楊感已去，但樞密院權柄愈重，樞密之職，全然以武人充之，文臣根本無法於樞密院立足，即便李承乾掌兵部，得景帝寵信，竭力與樞密相抗，但大勢所趨，漸有無力之相。

假以時日，樞密院重與中書分庭抗禮，也不是什么難事。

但就在這個時節，兵部歸於中書，也就是說，兵部一下子帶走了樞密院很大的職權，轉而成了中書轄下，政軍一下子又混淆了起來，於長遠看來，之後難免會漸漸演變回以文臣而領軍務的老路上去，於軍隊有害無益。

但就此時看來，這卻是必然的結果，一來，可避免樞密院職權過重，效法前朝故事的亂事發生，二來呢，大秦的驕兵悍將，一旦領兵在外，便如脫韁野馬般，不易操縱，加之軍中派系林立，日積月累之下，盤根錯節，結黨之勢，愈演愈烈，漸漸已經讓人無法容忍，照這般下去，疆土越大，割據之禍也就越近。

其實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大秦立國日久，君王再非什么馬上皇帝，垂拱而御天下，對於隨著開疆拓土，征戰天下，變得越來越驕橫的將軍們的控制力，遠不如開國之君那般來輕易，其中涉及的，遠非一句話兩句話能夠說明白的，而這種東西，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於雄心勃勃的景帝來說，這十余年間，幾乎每時每刻都能感受的到，自然不會聽之任之，所以說，未雨綢繆，乃題中應有之意，只在早晚而已。

而如今樞密院與中書眾臣吵的雖然是河中戰事，其實根子上，就是這個了，武人與文臣之間的拖爭，不在於對錯，只在於權力多少而已，河中戰事，甚或於說趙石趙柱國，不過是正好碰到了槍口上罷了。

中書省的大臣們雖多數還是就事論事，但隱隱間，卻也有著借此時機，插手於軍中任免大權的意思，這恰恰也是樞密院的大人們最難以忍受的。。。。。。。。。。。

所以，情形就有些怪異了，兩邊意思差不多，都以為河中戰事不應與金人多做糾纏，力保金人大軍不得南下便是，換句話說，兩邊的不是各持己見，所持大意其實是一樣的，嚴令趙石退兵回解州，好在今歲河洛之戰時，保得大軍後路不失。

但分歧之處在於，對於河中秦軍偏師的處置上，中書諸臣以為，趙柱國有陣前抗令之嫌，應立即招其回京，交有司嚴查議罪等等，其實，若是在南唐，後周，甚至於金國，這樣的建言很是平常，但大秦這里，卻實屬頭一遭。

陣前換將，大秦開國百年，從未發生過，不說的遠的。便說平蜀之戰，大將軍吳寧率軍征蜀，致使十余萬秦軍困頓蜀中，損傷慘重，就算在那樣一個時候。也沒有換將之議，只是派了援軍入蜀罷了，而議罪之時，也是在平蜀之戰結束之後。

項庄舞劍志在沛公，這里沒有一個是心思不夠用怕，立馬就有人想到，一旦趙柱國被召回京，此例便開，將來軍前諸事，豈非便可任由他人指手畫腳？

所以，此議一出，立即招致樞密院幾位重臣的激烈反駁，樞密副使種從端須發皆張，更是直斥提此建言的新晉中書侍郎王若輔書生之見，聽之無益，事涉軍務，諸命當出樞密雲雲，其實就差當面說，中書眾臣，皆不諳軍務，說的話都是廢話了。

中書人是多了，在有些事上變得開始意見不一，很難再像從前般，政出如一，但在此事上，顯然中書諸人已經商議過了的，只是由王若輔提出來而已，所以，即便樞密院這邊反應激烈，卻也堅執己見。

互不相讓之下，可不是越吵聲音越大，最終，連很少說話的魏王李玄道也很是說了兩句，連景帝都沒想到的是，大秦有史以來，文武官員之間的碰撞，就這么突然之見迸發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