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從私交的關系上，朱高煦與胡濙之間是相互信任的。

廢太子一黨倒|台後，胡濙最先被任命為部堂級別的大臣之一。胡濙也拋棄了一切公私成見，遵照皇帝朱高煦的意思，主持了為齊泰洗白的事宜。

但此時，倆人都持謹慎態度。哪怕朱高煦事先說了「出門不認」、「一切無罪」的話，也不能完全消除其中的莫名隔閡。

人道是伴君如伴虎，胡濙有此慎重，理所當然。而朱高煦又能完全信任大臣們么？他如何指望胡濙這樣的士大夫、能真正地理解他？

就在這時，朱高煦竟然在地板上坐了下來。閣樓上的地板是木頭的，地上打掃得很干凈，不過春初的木頭仍有涼意。朱高煦調整姿勢，一副舒服而懶洋洋的模樣坐在那里。

對於這樣的「失儀」，胡濙沒有吭聲，他從來都不是一個迂腐的人。

朱高煦嘆了一口氣，用隨和的語氣道：「想當年，我在雲南部署抓捕建文父子的事，其中牽連不可謂簡單，我先控制了雲南三司衙門，然後派出人馬去接應胡部堂。這件事干得又快又准確，胡部堂是親身經歷，可算不上朕的自誇。」

胡濙道：「聖上雷厲風行，布局縝密，臣至今印象深刻。」

朱高煦道：「胡部堂明察暗訪，辦那件復雜的事，也表現出了極高的才能。你也坐下來，我仰著頭與你說話，累得很。」

「臣遵旨。」胡濙盤腿在地板上坐了下來。君臣二人變成了一種奇怪的形式相對。

朱高煦又道：「後來朝中突然出事，我猝不及防之下，被迫起兵；整個『伐罪之役』艱難重重，但也是有跡可循。

除了在戰術方略上的正確決策、加上運氣，漢王舊府文武上下一體用心，也是制勝之關鍵。當時漢王府的文武，信念十分一致，且明了簡單，失敗就是萬劫不復，還有甚么比求生欲更強、更具有普遍性的信念？」

他話鋒一轉，「現在朕登基了，卻發現治理這個國家，其復雜之程度，遠遠超過了控制一場戰爭。人心之多樣，更是無法統一。即便是用理學的標准、來規范信念，仍然感覺無力。」

胡濙道：「聖上憂思，臣感同身受，只恨身居高位、卻屍位素餐，不能為君分憂，實在有罪。」

朱高煦聽到這句話，臉上有些詫異、也有些欣慰：「你來說說如何感同身受。」

胡濙沉吟片刻，說道：「聖上提到雲南之行，臣想起當初在大理三聖塔下，有過一番對出仕為官的回顧。臣起初讀書科舉，有一腔熱血，欲賑濟蒼生，功成名就退隱田園。不料苦心鑽營，力求自保、上進，官越做越大了，卻愈發覺得有心無力。」

朱高煦認真地傾聽著，問道：「如何賑濟蒼生，能否說具體一些？」

胡濙道：「臣自鄉間來，深知百姓疾苦，飢餓、寒凍、困頓、病痛、死亡，種種苦難只需一樣便能讓人痛不欲生，雖佛祖也無法普度眾生。只有入世的人，才有些許作用，那便是做官。朝政清明、人心向化，可使庶民豐年不飢不寒，災年不至於埋沒荒野，甚至易子而食。」

「朕相信胡部堂的理想。那些只有私欲，沒有理想與公心的人，無法如胡部堂一般，統率諸寮、獲得人們的尊敬。」朱高煦鼓勵道。

他接著又皺眉道：「緩解痛苦，確實也是一個務實的理想。然而國家與人，都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僅僅想維持最基本的穩定，恐怕長遠看是刻舟求劍，只會得不償失。」

胡濙欲言又止，忽然開口問道：「聖上想施行新政？」

談話一下子中斷了，閣樓上君臣保持著奇怪的姿勢，陷入了沉默。

朱高煦總算打破了安靜，開口道：「朕知道，不少大臣在內心里不信任朕。可能他們自己也說不上來理由，卻會非常缺乏安全感，比如我的親大舅徐輝祖。」

胡濙有點尷尬，忙道：「聖上待人以誠，比大多臣民更有誠意。」

朱高煦道：「朝廷需要一大批人來統|治，不管是新政還是舊政，用甚么樣的人？歷朝以來，曾經有過宗室分封、外戚專權、武將掌權，結果如何有史為鑒，其危害是國家完全失控。士大夫文官、與皇帝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統治世間者、必須是有才干的人。從智力上看，文官能從百萬計的讀書人里脫穎而出，本身就是這個世道的精英。朕即便依靠武力討回了公道，也有充足的理由，要與文官達成信任和協作。有些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理念的偏差。」

他稍作停頓，接著說道：「我朝的處世哲理，似乎總是一個可以循環的圓。當今科舉制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開恩科也是皇帝的權力，儒家理學也是朝廷提倡的思想；這樣選拔出來的文官，皇帝又豈能反而過多怪罪？」

朱高煦看了胡濙一眼，拋出了更多的善意與妥協：「朕還想提高官員的收入。官員掌握著皇朝的權力，不應該像元朝一樣被貴族視作工具，而應該名正言順地分享更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