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壽作為太原王氏最主要的兩支主干之一的祁縣王氏子弟，他在家族中得到的授意和指派，就是前排投奔這些在湖南、兩嶺已然頗得氣候的太平賊。

沒錯，就是去投賊，投奔傳聞中的賊中之大賊，比官軍更像官軍的太平賊。就像是之前已然紛紛四出各地的其他族中子弟一般的做法。只是他被安排去往湖南而已。

畢竟，就在黃巢的大軍已經席卷過中原而奪去了東都，眼見得就要進取關中；他們這些五姓七望之家，也要為混沌不明的將來開始打算和籌劃了。

結果，還沒有等到代北行營完成河東、澤路諸道兵馬的集結，就從南邊的河中府再度驚聞潼關數日而下，西京轉瞬也隨之沒於賊中；自此天子行駕不知所終，滿城文武百萬士民幾近淪陷於賊氛的一系列噩耗。

因此，只要是世上有些常理的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經過了長久的動盪和起伏的過程之後，積蓄和醞釀已久的大變之世，已然是到來了。

作為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在太原境內匯聚了大半數的河東、昭義、忠武、滑州、代州等地兵馬；就此聞訊而嘩然大亂起來。以重建的昭義軍為開端，他們在各自軍將的帶領下鼓噪著就地劫奪了行營用以備寇的軍資，又燒毀了停駐的營寨。

身為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滎陽鄭氏北祖小白房出身的鄭從讜，以及副使王調、節度判官劉崇龜、觀察判官趙崇、推官劉崇魯、掌書記李渥、支使崔澤等人，卻是一時無力制約之，而盡數任其自行歸去。

只有都虞候張彥球、牙將論安等人依舊率部追隨，然而聚附在鄭從讜身邊的可用之兵只余八九千人。無論是面對關東大地上號稱是漫山遍野皆為賊勢的局面，或是已然入關盤踞西京的十數萬賊眾，已然是杯水車薪了。

甚至就連復投賊軍旗下的河陽節度使諸葛爽，或是對賊稱臣河中節度使王重榮，都一時無力討伐和威懾了。而只能轉而從地方重新募兵和籌集軍需，以期保全一時。

隨後又有消息傳來，代北行營都監陳景思從塞外招募而來的，沙陀、薩葛、安慶三部並退渾之眾三萬，更是在絳州境內一哄而散；其中的沙陀首領更是乘機攻陷了州城而俘獲滿載而歸。

因此，哪怕是當地盤根錯節經營了千百年，而號稱五姓七望之首的太原王氏，也不得不開始思量和圖謀起保全家族宗嗣和影響力的出路了。

而較晚出發的他，則是其中一條排序比較靠後的選擇和退路而已；畢竟雖說天子是人行蹤不明而朝廷中樞淪陷，但是北地還是很有一些強鎮、雄藩的存在。怎么看也比那位「五南使君」，更有逐勝和爭霸中原的機會和可能性。

故此，派出支系的子弟去投奔亂世中能夠稱得上字號的各方勢力。也是他們這種老牌氏族，歷經兩漢三國南北朝的一次次天下亂世和變局，卻依舊能夠屢落屢起而得以長盛不衰於中樞的根源所在。

畢竟，身為傳承不斷的頂級世家，他們能夠掌握的社會資源和人脈、上層渠道的底蘊，遠非常人可以想象的。而光是遍布天下眾多族人的龐大基數，就足以維持他們有足夠的候選方案和出路所在了。

像是祁縣王門，即出過高宗和玄宗的兩代皇後，也有初唐四傑的王勃、中唐的詩佛王維、王昌齡、王之渙這般的當代大家，更有王縉、王僧辯、王叔文、王伾等宰相世系。

而本朝宰相人稱三樂公的王鐸，河東節度副使王調，則同樣是太原郡另一支晉陽王的出身。從光復李唐的神龍革命到二王八司馬的永貞革新，幾乎每一次與朝廷中樞相關的變亂中，無不充斥著這些門閥子弟的身影。

畢竟，無論是出將入相的資質和出身，還是聞達天下的基本人脈和關系，可都不是普通人家可以供養和維持得起。就算是號稱面向全天下士人的科舉，隨著時日漸移同樣也是把持和主導在這些門第之手。

但是黃巢的崛起之勢，卻讓他們這些高門大族意識到了，另一個曾經被視而不見的可怕事實；在野中的廣大寒門庶流，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晉身渠道之後，只會成為這天災人禍矛盾重重的世道中，所有造反和割據勢力的最好補充。

然而，知道這些基本的道理，卻不意味著同樣把持了太多利益和資源而積重難返的世家們，就此能夠痛下決心作出相應的改變，或是為這些潛在的危機而破格讓出足夠的資源和渠道來。

他們所能夠做到的，也不過是像千百年以來的先人一般的，把不慎重要的旁支子弟派出去投注各方的潛在勢力；然後據此為淵源和羈絆，逐漸將家族的資源和人才，慢慢的追加到任何有可能崛起的龍興之選上。

這樣就算新朝鼎立之際，想要清算他們這般的士閥，也會在各種淵源和牽絆下，蔭蔽和保全下足夠日後起復的族人和資本來。這就是士族門閥制度歷經時代之變的存續之道。

而且其主體在世代演變之後，一直沿襲到近代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局之中。那些稍有身家的士紳之家，都會輕車熟路的派出子女去多方投注。

可以說，從初期的黃埔軍校、革命北伐軍到各路北洋軍閥；從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漢奸骨干，到果脯的三青團，再到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學生，都不乏他們的存在。

然而王仁壽行在路上，家中那位治學大家出身的叔父，臨行交代之言還歷歷在耳。

彼輩既有這般的大才和手段，卻不能為朝廷所用，那也證明這世道的問題和積弊，已然到了不做翻天地覆的變化都不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