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成為了第五位被賊軍所擒獲的朝廷藩鎮大員；而這些投降的義勝軍舊部，在歸入義軍體系內之後，也成為了長安那位司徒兼同平章事的派系和武力基本盤所在。

因此這個浙東觀察使，連同兼任越州刺史的位置，也因為某種意義上的高風險而就此虛懸了下來，再也沒有委派他人了；

然後隨著黃巢的大舉北上，浙東地區的義軍蜂起之勢，也隨之開始在各地土團和官軍殘余的圍剿下逐步退潮和轉入消沉。

最終橫行、流竄在越州境內的鄉土義軍，不是就此覆滅、投降或是竄走他鄉，就是投奔了湖州一帶南路都統蓋洪的軍馬，就此不復歸還了。

但這也造成了越州境內的武力和權勢上的空虛。以至於周圍興起的勢力，都想來爭奪越州的主導權和浙東觀察的名份，而分別占據了諸暨、剡城、上虞、余姚各縣。

結果就是一口氣廝殺連年下來，而未曾有那一家占據絕對意義上的優勢。就連州城會稽也是掌握在城內豪姓大戶聯合手中，而拼死抵抗一切外來的覬覦者而保持了微妙平衡。

這一次做首鼠兩端暗中與太平軍互通曲款的，邊就是這些占據州城的商賈大戶們。他們也就此表明了態度，願意放棄和交出一切陸地上的田產庄宅，而換取在海貿商事上的寬赦。

只是按照後世王朝更替的經驗，當一個新政權成立後，必須要和當地的生產集團達成協議，才能保持政權穩定和延續性。

例如三國時期的那些英雄豪傑對各個城池中的世家、豪族們妥協，就是因為這些當地世家掌握了當地的生產組織和社會關系；

所以必需通過征辟和任用彼此的子弟族人，來獲得稅賦徭役的征集和動員能力；進而轉化成為自己在爭霸天下的各路諸侯中，得以脫穎而出的籌碼/資源的一部分。

如果和當地生產組織不能達成協議，那就必須果斷摧毀這個組織，然後在這個組織給自己搞事情前，讓其他組織取而代之而地造成一批新的既得利益階層來。

而太平軍在江東想要扶持起來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以各地營田所和農庄為核心的集體農戶。因此，這些舊有利益階層當然是保留的越少越少，最好一個都不用保存。

不然得話日後新政權重建起來的對方秩序當中，需要花費更大的長期成本和更多政治資源，來制衡和維持內部的平衡，抹除和抵消掉這些舊勢力的影響力。

不過，作為一只吊民伐罪的大義之師，畢竟也是在不方面直接對他們這些在明面上輸誠和投獻的合作者下手或是棄之不顧。

因此，負責對外聯絡的李師成私下專門獻出了一個主意。比如需要一個合適的契機將相應消息的蜘絲馬跡的放出去，對岸的敵占區內自然會有人來收拾這些首鼠兩端之輩。

當然了，這種明顯屬於陰私和灰色領域事情，就只能心領神會而不宜付諸於口了。

與此同時的錢塘江南岸，與錢塘城外圍西陵鎮隔水相望的永興縣境內，也正當是人馬匯聚、旗幟招展而槍戟林立；此起彼伏的密集鼓號聲聲，哪怕站在北岸也是可以遠遠相聞。

而在其中一座五彩帷幕環繞的高台之上，就有如今的明州刺史鍾季文，也是如今抗賊聯軍的盟主，正在志得意滿的主持各方的誓師之禮。

他本是州治鄮城（今浙江鄞縣）人，自從招安後占據明州的王郢舊部，金吾將軍浙東沿海兵馬使張全北上師滅之後，他就乘時而起殺光了張全留守的殘黨。

就此掌握了州城並占據了明州四縣的大部，還令剩下的其他地方武裝，聚附在自己身邊。他所看重的望海鎮將黃晟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還有來自本地和外州扶持的余姚鎮將相嘉、諸城都指揮使馬綽、新昌寨鎮扼使徐悅、天台鎮將等多路兵馬。

又有婺州（今金華）刺史王壇、衢州刺史陳儒、處州（今麗水）刺史盧約、溫州刺史朱褒、衢州刺史元泰、睦州刺史杜孺休等浙東地方的實力派，所派遣而來的援軍。

其中少則千余人，多則數千之眾，匯合作一處之後，頓時就整天蔽日的綿連了江畔的十數里之多，將每一處哨樓和柵寨，都給駐留的滿滿的。

而江邊的草叢之中，負責過江偵查的水軍旅帥柴再用，也在盯著這些蝟集甚眾的人馬和旗號，而在速寫簿上既下一個個相應符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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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城中，雖然隨著黃巢的醒來而重新在明面上安定下來；但是街頭上流過的血卻仿若是依舊歷歷在目一般，始終揮之不去沾染在大多數人的記憶中。

而那些在政事堂五相、六部尚書、諸位大將軍的號令下，暗中相繼分批回到長安城中的各支人馬，也完全沒有再退出城外去的意圖和打算，而是就這么僵持了下來。

而分別從前沿潰敗和退下來三路大軍及其殘余人馬，就像是暫時被所有人給遺忘了一般的，再也沒有人去理會和安撫。

在此期間唯一的亮色，便就是以慰問黃巢和饋贈曹皇後為名，從南方送來的一大批軍淄物用了。然而，圍繞著這一大筆軍淄物用的分派和支用事宜，卻是讓大齊朝廷暗地里風波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