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有人發現一貫風評酷烈、刻毒的太平軍，居然對他們網開一面、敞開方便之門之後，就毫不猶豫的轉換了立場和態度，變成太平軍最堅定的支持者和社會改造的推動力之一，哪怕是那些曾經身為世家大族分支和關系戶的存在也是一樣。

不僅是因為太平軍所征服和清理過的地方上，都擁有無限的商機和利潤的驅使；只要能夠提供協力與合作就大多能得到回報。也因為這個因為太平軍的緣故，而得以剛剛變相跨越和上升了階層的新新群體，迫切渴望著鞏固自己的社會定位和作用。畢竟，只要是人多少都會為對自己更有利的方面打算的。

就算是世家大族的分支和有所淵源的關系戶等外圍商家，在這種趨勢下也不可避免要更多為自己謀求利益和前程；相比在舊有宗族、尊卑的等秩森嚴體系下，繼續為這些本家、宗族、郡望奔走和奉獻下去；難道還比得上在太平軍主導的新秩序下，為自己家族謀求更好生活和前景使然么？

雖然太平軍的規矩和限制很多並且堪稱繁復，但是只要習慣了在相應體制和框架下行事之後，反而能夠變相的令人安心。作為逐利而行或是坐而謀生的商人，他們最擔憂的反而是沒有規矩，或者說是明明有規矩卻沒有任何人當回事的亂世之際。

而作為另一個有力的競爭群體，那些地方上的世代吏員之家的子弟後代。然而因為長期奔走活動於鄉里的緣故鮮有是背景和手上干凈多少的，最終能夠經過太平軍嚴格的清算體系，而存留下來也是數量有限，而以刑名律條的實際運用為擅長，卻難以形成足夠的壓力。

相比之下，那些行商、坐商和匠戶、工坊之家，雖然也有種種的積習和陋俗，壓榨學徒、伙計和囤積居奇之類問題，但是在遭到太平軍的整肅和改造之後，反而也是最容易接受轉變和改造，而得以在太平軍主導的新秩序下存留下來的群體。

其中，前者可以靠數算和文字的基礎，在太平軍的舉試當中走上計吏、文員的捷徑；而後者則可以靠家傳的手藝和天賦，走的是各級營造、工場體系的路線。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那些通過農學和宣傳、教化系統，得以進入相應仕途的傳統貧寒士子，或是大姓旁支遠宗的庶流子弟。

然後，他們自己也按照加入太平軍治下的先後順序和親疏遠近的三六九等，地域、鄉黨和宗親上的淵源，而又分作了許多個大大小小的商家團體和會社、行館；而又保持著長期既有（內部）競爭也有（對外）合作的態勢。

比如：其中資格最老、資本最厚的無疑是來自兩嶺的廣府系海商；而巴結最甚則是王婆先為首的關內京兆商人；在數量上最多，但是平均本錢最小的是湖南商戶；最沒有存在感的則是荊南本地商家；而自從太平軍平定江東三路之後，實力雄厚的常、蘇、杭、越、明等沿海世商團體，又一躍其上成為其他人最有力的競爭者。

所以，這一輪的復考也是這些背景下的商人團體，另一個變相角力和競爭的途徑和舞台之一。事實上，這也從某種方面變相促進了新一輪地方私人辦學的興起浪潮。為了逢迎和附和太平軍所需要的「經世務實之道」基本要求，各種教授方技和吏務的學館、蒙塾，也隨著贊助者的要求而開始出現在一些名城大邑之間。

更有一些明顯寄食和流寓南方的儒生文士，開始以儒家理念牽強附會的鼓吹。來自《太平田畝綱要》《太平聖庫制度》《太平政略》《清平綱領》內的主張和義理，其實是重現上古「三代之治」諸位聖王、先賢的「天下為公，老少皆贍」的大音希聲雲雲。或又是將太平軍執行的公屯官營制度，形容為堪比周公「封建天下，井田公制」的當代濟民救亡善政。

道理也很簡單，沒有人想錯過眼見得新朝定鼎之際的機緣使然，哪怕是南朝的格局也足以讓大多數人受用無窮了。然而太平軍卻不怎么看得上傳統的經義辭賦、道德文章，於是此輩為了身前身後得前程使然，假寄托名先人大賢進行攀附和溯往既源就不可避免了。

（就好比後世那些打著復興傳統文化的「新儒家」「國學」旗號之流，而拼命往新民主主義運動的產物——社會主義中國碰瓷和騙資源的套路一般）

當然了，這些已經進入大講習所中修學這些生員，因為除了特定專業和同好性質的藝文結社之外，其實是禁止任何實質性的同鄉團體和帶有政治傾向、訴求的社團組織。但是也攔不住他們在就在各種家庭背景的贊助之下，以各種同年、同院、同科、同目、同課之類的名目和紐帶，所進行結交往來的一個個大小圈子；

或者說其中真正懷有抱負、理想和奮進者有之；想要改變現狀和自身境遇者有之；只是變相投機和追逐功名者亦有之；但是躋身末尾而隨大流混日子的，哪怕最終考核輟落也在所不惜，或是資質有限卻努力削尖腦袋擠進來，只為構築相應的人脈淵源的亦是有之。

因此，但凡大都督府下講習所的每一次升考和選人大試之後的放榜，幾乎都是這么一輪眾生百態的活市儈情景。而這一次因為攻略和經營淮南的需要，而進行摸底式的擴選，同樣也是他們所重視的機會之一。

與此同時，鄱陽湖的江口處，一艘形制怪異，中軸凸起形同駝背的水輪車船也在江試當中。

「鳴大鍾一次！

推動杠桿，啟動活塞和泵頭……

鳴大鍾兩次！

打開爐膛，引燃鍋爐，注入石炭……

鳴大鍾三次！

齊聲贊頌，公輸般與墨子祖師流澤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