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與鄂州防戍區一江之隔的淮南，黃州境內的湖口鎮中，已然插上了太平軍特有的青色鯤鵬旗。就在鎮口邊上的關市小署內，成婚後將近兩年多的於九郎，也在愁眉不展的看著案子上的單薄文書。

如今他已經是一名「三支隊」之一的普查隊代表；乃至與另外兩位分別來自探報隊和工作隊的代表，正好能夠組成一個鄉村地方處理意見的最基本合議小組。足以決定和處置相關肅正鄉里的大多數事情了。

如今的「三支隊」分工配合和業務運作已然是日臻成熟了。通常情況下由探報隊以貨郎、商販、行旅等身份為掩護，或者干脆一裝成逃難過境的流民，暗中查訪當地的衣冠、形勢戶和收集相應蛛絲馬跡的問罪線索。

而普查隊負責公開活動，通過宣傳太平軍的主張和新規矩、發動和召集地方窮苦百姓，對於那些土豪鄉紳及其為虎作倀的幫凶、走狗、爪牙等欺壓不法之事，進行更進一步的采證和甄別。

而工作隊則是負責在最後階段的暴力手段和強制措施的執行工作。比如組織對相應的目標進行抄家和人身監禁，組織鄉里賑濟和浮財分配的善後處理，乃至於前兩者組成臨時合議小組，對一些罪大惡極的目標公審和就地裁定。

事實上，淮南地方上經過這么多年的動亂紛爭，能夠善存下來的地方豪姓、大族，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或是等閑的貨色，他們往往在對內極度壓榨和煎迫之能，對外抱團自保的基礎上，擁有規模不等的鄉里武裝。

這時候，就輪到來自新占領地方駐軍所派出打擊隊的武力支持了。這些打擊隊少則百人，多者數百，按照鎮壓地方的配置進行了強化和編成，不但有足夠數量車馬和布陣器械，還能依靠攜行的火器進行攻堅。

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更換配備和人員，轉換成便於山地活動的輕裝山兵或是利於水澤中行事的舟師，一邊後續打擊潛在殘敵和就地進行剿匪的配套需求。但是一貫配合默契而成功聯手運作、執行過多樁案例的他們，卻在這里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湖口鎮內這位退養居家多年的老鄉宦，在地方風評居然是眾口一詞一邊倒得好，普查隊的調查和走訪並沒有找到多少預期中的罪證，反而是明里暗中的冒出不少鄉人百姓來為之求情和說好話，就連那些看起來最受欺負的孤寡貧弱之家也不例外。

然而，有時候這種鄉願和民賊也就是一線之差而已。要是別的地方缺少證據也就罷了，光憑一些口供和間接證明，雖然不能直接就地判處死刑和抄家，但是暨此舉家流放到江南的編管地去還是不成問題的。太平軍也並不是沒有權宜從事之下的容錯余地。

但是對方，居然自稱是陸（龜蒙）左判的故舊和友人，並且還是分配和的拿出相應往來的書信作為證明，這就有些麻煩了。再加上如今太平軍對於相應基層工作越發細化和規范，要求盡量避免沒有過硬理由的「不教而誅」。

而要知道人稱「甫里先生」的陸龜蒙身為當代公認的農學大家，不但貴為大都督下的倉曹左判，也是農林系統和各級屯田部門當中，公認頗具影響和號召力的領頭人物。如果真要過問起來，他們這些底層人員是無法擔待的。

而派來協助和支持他們工作的駐軍聯絡員，也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待上太久而需要輪換期限的。所以他們必須在特定時限內有所調查結果，或是給出一個基本處置意見；才能方便清田測界、編戶齊民、組織營屯等後續工作的及時開展和布置。

畢竟，經過當初那陣因為一份關於「三支隊」各種過激行動和弊端的秘密報告，而引發鎮反會內外大整頓的風波之後。雖然沒有怎么撤銷和縮減相應「三支隊」的基本配置和權柄，但也進一步完善的各種條規和行事准則，細化規范了更多可能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對策，以及相應解決流程和周期上的步驟和彈性邊際。

畢竟「三支隊」在前期工作當中其實掌握了相當部分，帶有明顯利益趨向的權宜處分權。比如在抄家過程當中雖然有專門的司庫清點和記錄，也有來自供銷社的主計進行相應的價值評估；但是在事後浮財分配當中多一點、少一點；給誰優先一些，誰是值得發展的積極分子和潛在基干戶；乃至後續村庄自管的領頭人推舉，都可以形成影響和傾向的。

又比如，《鎮反條例》當中嚴格禁止他們直接取用地方人士提供的飲食和服侍人手；而盡量以攜帶物資或是就地取材自給自足。因為在例行的內部通告上就有好些血粼粼的教訓：在當初「三支隊」開展的工作當中，就不止一次有人懈怠和放松緊惕，而吃了地方人士送來的飯食、酒水。

結果就是被人下了葯而毒發身亡，或是放倒在地而失去自保能力，就此成為地方潛在暴亂分子的俘虜，或是被當場殘殺掉以為報復。或又是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地方派來的人手服侍，結果時候變成里應外合進行通風報信、扯後腿，乃至破壞和搗亂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