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他一個從天朝上國回來的博學之士，也已經看不過去的事實，這些衣貴朱紫的人家為什么就看不到，也想不明白呢？後來暨此三番的親身遭遇，他才明白過來並非這些貴人視而不見或是充耳不聞，而是在彼輩眼中能夠稱之為人的，也就「骨品制」下的這幾千戶門第及其眷屬、附庸而已。

他本以為憑借自己的學問和從中土大唐所帶來的聖人教誨和道理，可以改變人心而置其向善而行，令百姓得以教化純良，令官吏知畏天命而勤於王事，最終改變然國中大多數人困苦不堪的積弱格局。然而現實卻毫不留情的給了他一次次挫折和打擊。

因為，那些掌握著權勢和義理的貴人們，卻是根本沒有想到要有任何的改變；就算是歷代引進了煌煌大唐的官制，引進了佛法的精深高妙，引入了三墳五典、四書五經的聖教學問；卻還是努力維系著千百年始終不變的陋俗，一切都是為了固守著權勢與尊位不動。

崔致遠也由此越發明白了，以中土的天下之大，為什么只有太平軍才能應時而起獨領風騷而卷盪天下了。若非這種改換天地式的激烈滌盪和不惜一切的以死相爭，又怎么能夠為那些積重深遠的卑微小民，開出一條活路來呢？

畢竟，此起彼伏了上百年的宗室內訌之下，新羅國勢的頹敗與衰微，已經不是坐在高高朝堂上的那位真聖女王，或又是「和白會議」上一眾執事重臣們，想要改變就能夠改變的了；或者說其中就算有人希望看見變化，也被來自親族、朋黨、部曲和附眾的所牢牢束縛，乃至遭到反噬。

雖然有歷代景文王、憲康王試圖重振王權，然而無力回天。比如元聖王任內著手強化王權，效仿中國唐朝的科舉制度，於貞元四年（788年）實行「讀書三品科」，通過對國學學生實施考試來選拔官吏。但是由於骨品制度的根深蒂固，再加上出身門第的渡唐留學生，輕易壓倒了新羅本土學生，而讓新羅推行科舉的初步嘗試就此衰微。

而這些已經延續了不知道多少代的王姓和公卿世族，之所以看重他這么一個歸國的士人，也不過是看在他曾經在天朝上國中舉並出仕的官身和光環上，更指望的是他所帶回來的上國光環，能夠「諸州郡不輸貢賦，府庫虛空，國用窮乏」的局面下，威懾那些在地方上令王權搖搖欲墜的亂臣賊子們；

或又是用重新闡釋的聖人之言、經典要義，為朝廷聲張權威和彌合分歧、嫌隙，乃至就像是弘揚在新羅山河之間的佛法一般，繼續麻痹和安撫那些苦難深重的黎庶百姓、奴婢隸民，繼續如如塵泥一般微賤的永世做牛做馬順服下去。

或者那位王上從一開始就深謀遠見的看穿了他的本質，也看透了這世間積重難還的弊情和苦難的根源，才對他格外寬縱的予以種種自行其是的便利和協助，讓他能夠自己幡然醒悟過來而重歸到，那條相對正確的道路上去。

無論如何，新羅國也需要改變的時候，無論這種改變是來自內部的豪雄和亂黨克上犯亂，還是來自外在天朝上國的介入和干預。但至少在太平軍面前他尚有一些用處，也可以扮演好一個恭順而良好的合作者身份，而讓事情不至於敗壞和崩決到無可接受的地步。

只是當他的牛車回到了自己的賓館所在之際，就見到一個平日交好的王邑舍人，正在清掃出來的雪地里度著腳步，吐著煙氣不知道等候多久了，見到崔致遠就迫不及待的上前來低聲道：

「崔先生，不久前執事省已經發出了王大誥，委派數十位擇撿官帶領部曲，前往各州郡地方催稅和清欠，凡所過之處軍主、僮主皆須協從。」

「壞了。」

這是崔致遠全身激靈起來的第一個反應。

要知道自從自安東都護府歸來的權臣清海鎮大使張保皋被殺之後，籍著新羅金氏王族內亂不止而地方豪族、宗姓勢力迅速做大，分駐新羅九州之境的十幢王軍，卻是因此愈發馳廢和衰微不堪。

以至於地方豪姓已經滲透和掌握各地總管、都督、刺史之屬，而架空和挾制了王臣將吏，逐漸對王京陽奉陰違、不順王命，就如中土的藩鎮割據一般的；以至於如今王令真正所出之處，僅限於五小京在內的近州少部分地區了。

而這些地方的黎庶百姓、奴婢隸民，因為要供養和敬奉王室及諸多貴姓門第，早已經是煎迫不堪而盈反鼎沸如干柴焦油了；他雖不知帶真聖王為什么會如此下令，但如果再在這個冬日里繼續催逼的話，那可真是一點就著的大亂可期了。

「快快，快給我換馬，火速出城前往金海京（慶尚南道金海市）的淮南館」

這一刻的崔致遠酒意已經小時的無影無蹤，而對著驅車的傔從急促吩咐道：太平軍的遠行商團在金海京（今韓國慶尚南道金海市）建立所謂的「淮南館」，以及相應船團護衛所控制的港市和城防，將是接下來最安全的地方了，

當地還有一個作為擺設的仕大等（新羅官名，別稱大尹）庶王子金圭，在接下來的局面當中無疑是有所大用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