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逐利，有心人少，這句話一點都不假，在此刻表現的淋漓盡致，雖然徽商們已經獲利了，但讓他們拿出一些繳稅，很多人內心都是有些不平衡的，除非再有新的利益出現。

朱慈烺思考了一會兒，開口道：「只要諸位配合納稅，本宮是不會虧待大家的，不久朝廷就會開放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四省沿海幾個地方為通商口岸，與海外諸國進行貿易，這之間的商機相信大家都明白。」

朱慈烺的話，說得在場各人心中大動，大明的海貿繁榮，外國的那些紅夷需要的貨源極多，絲綢、瓷器，一船下去能賺很多銀子，要是有個船隊，一來一往，這之間的商機……

看場中各人開始興奮地議論，朱慈烺笑了笑，明朝的海貿非常繁榮，並非普遍認為的「南宋為海上貿易高峰期，而明初為海上貿易低潮期，似乎與海禁有關」。

這種結論是源頭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包括湯姆哈里森等幾個外國佬現大量的瓷器（主要是龍泉青瓷），他們以為是宋元時期的瓷器，很少遇到明初的瓷器。

後來隨著明代龍泉官窯的考古現，這才意識到那些所謂宋元時期的瓷器，其實是明初的龍泉青瓷。

在龍泉青瓷的斷代被糾正之後，許多以往在日本，東南亞等地現的，曾經被用來證明「南宋海上貿易達」的證據，現在看來其實都是明代的。

明初所謂的海禁時期，大明的海貿尚且如此，晚明時期則更盛，這點在史學界都是無可爭辯的。

關於宋朝海貿，一般人印象宋朝手工業達，大量出口，以為所謂宋代海貿的重點在於通過出口賺取利潤，從而「富民」，實際上宋朝三冗的壓力下，官府財政依賴海貿，這其中主要是通過進口的抽解，尤其是官府禁榷壟斷乳香等進口物品，政府賣出獲取財政。

宋代所謂龐大的海關收入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壟斷許多進口（和買），是總量概念，而不是關稅概念。

總體來說，到了南宋後期海貿因為政策的問題逐漸衰敗，並長期以逆差為主，出口量並不是特別大。

到了明朝，無論明初的官營貿易，還是明代後期私營主導，以出口為主的貿易，大明是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一舉改變了宋朝時的貿易逆差。

只有大量出口才能使得國內商人盈利，從而達到富民，大量進口是別國賺錢。

萬歷四十五年成書的《東西洋考》中提到：「市舶之設，始於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餎國，中餎國而商於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

說明在當時人的眼里，晚明海上貿易達到空前繁盛，「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

朱慈烺趁熱打鐵道：「海貿只是其一，朝廷日後還會開放各地礦山，只要身家清白，資財充足者，向官府申請後都可以開采！」

徽商們更是嘩然，那些礦山等物，如鐵料、煤礦等更是暴利之業，相關巨富者不計其數。

皇太子在江南整合了幾十萬大軍，對煤鐵的需求越大，以往那些礦山被勛貴豪強們占據，現在太子承諾這些經營權可以外放，日後自己要是有機會......

大堂內外各人喜形於色，很多有實力者都在盤算自己可否能撈一杯羹。

朱慈烺已經決定，除了軍器局這些生產武器的軍工外，其他相關的原料生產，開采業，冶鑄業，煤炭業等都開放給民間，朝廷只需要做好監督即可。

如此實行，各行各業都可以蓬勃展，帶動一大批相關行業和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經濟展。

張大彪道：「有太子殿下這些話，我等只需緊跟殿下，想要財還不容易嗎？」

他的話讓很多人不由自主的連連點頭，搭上朝廷的順風車，比什么商機都來的實在，與未來的商業利益相比，這一成商稅確實是微不足道的事。

一時間，大堂內外響起了一片呼喝聲：納稅光榮，偷稅可恥！

看著眼前熱烈的氣氛，朱慈烺笑而不語，有了利益互換後事情果然變得簡單了，商人如此，讀書人亦是如此。

不過朱慈烺仍然覺得，僅僅這些還不夠，不守規矩的人大有人在，必要時還得用鮮血來提醒他們，到底誰才是主導者，不守規矩會有什么下場！</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