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發出一陣小聲的議論。有人提了出來：「這不等於是洪洞縣里無好人，這一地區的丁壯都有當土匪的嫌疑了？」
「是這樣的。」羅鐸點點頭，「黨那門匪伙對這一地區視為自己的禁臠，自己從不禍害，而且也不許其他匪禍侵擾，很得人心。」
「等於是割據勢力了！」
「不，還談不上割據，按照王師爺的說法，『十三村』地區的稅賦是從來不少交的。只是縣里沒什么好處而已。」
「其實黨那門的思路和我們差不多，正賦一文不少，浮收一文沒有。有槍桿子做後台，縣里拿他們無可奈何。」
「這次開政協會議，『十三村』地區來參加會議了嗎？」何鳴問。
羅鐸說：「都來過。我查了會議上的相關記錄，代表們沒有發言，基本就是隨大流而已。征糧、派差、派聯絡員全部都應承做到。」
「黨那門很懂斗爭策略么。」
「是這樣的。」羅鐸很謹慎的回答道，「在斗爭的策略上，很有些思路。」
「黨那門團伙多數是窮苦百姓，他自己也是受迫害的窮人出身。又知道『打富不打窮』，應該算是有革命覺悟的。」有人說了，「其實定性他們是土匪不對吧？應該是自發的農民反抗組織。我們可以爭取啊。」
「不擾民是相對的。」羅鐸說，「只是十三村地區稍好，但是其他地方侵擾很的很厲害。」諸如搶劫、殺人、綁票、強搶民女之類的事情，這個土匪團伙一樣不少全都干過。禍害的也不止是富人，窮人一樣倒霉。非要說成什么「農民反抗」或者「起義」，就是在自欺欺人。
何鳴解釋說：「剿匪指揮部之所以選擇拿他們第一個開刀，一是他們的勢力最大，打掉有敲山震虎的作用；二是這伙人民憤極大。我們師出有名。」
羅鐸接著說，「『十三村』地方上，這個匪伙有二個重要黨羽帶著二三十人常駐以控制局面，頭目名叫忻那日、王五術。」
「忻那日和王五術，是黨那門手下的四大天王里的兩個。」王兆敏對羅鐸說道，「所謂的四大天王，不過是湊數罷了，但是這這兩個人不可小覷。」
忻那日自小就是游手好閑之輩，成年之後因為好逸惡勞，巴結上了縣衙里的「快手」，當了一個「做公得」。「做公得」並不是縣衙里的正式衙役，類似編外的「臨時工」，收入全憑各種陋規和敲詐勒索。衙役不便出面的非法勾當就由這些人出面。萬一出了事情就由這些人頂罪，好在內外都有勾連，重拿輕放，就是縣令也沒法子。風頭一過，繼續當「做公得」。
忻那日當這個「做公得」做得十分積極，欺壓百姓不算，最後竟然利令智昏弄到了士紳頭上，最後終於呆不下去了，「快手們」也不願意為了他得罪士紳――畢竟「做公的」多的是，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忻那日丟了這份活計，干脆上山落草了。
「……此人心機靈活，有些小聰明。也善於趨炎附勢，巴結人很在行。所以雖然眼下廁身為匪，但是和縣衙里的許多胥吏和地方上的劣紳都有勾連，稍有風吹草動，自然有人會為他通風報信。」王兆敏提醒道，「我們吳老爺和黃老爺幾次都想抓捕他，每次都被他滑脫。」
至於王五術，雖然不是什么頭腦靈活之輩，但是極是蠻橫凶殘，出了名的殺人不眨眼。他自小習武，頗有些排打硬功，少時參與毆斗，被人刀砍不死，槍扎不傷，很有傳奇色彩。這一文一武常駐「十三村」地界，把這一帶控制的很嚴密。
羅鐸介紹完基本情況之後，與會者就如何清剿這股土匪進行了討論。方案基本上分為兩種，一種是先打「十三村」，把土匪勢力清除出去，使得山上的土匪失去糧食和人員的補給，不打自亂，時機成熟之後再圍攻山寨。
另一種則是擒賊擒王的思路，主張先攻抱龐山地區，消滅匪巢，然後再迫使十三村的土匪不戰而降。
兩種方案都有優缺點。經過綜合考慮，最終還是決定首先進攻山寨。
「如果我們先打十三村，很難處理當地的民政問題。」鄔徳作為民政委員，也是剿匪指揮部的一員，「當地百姓有顧慮，不願意和我們多接觸。匪徒們又有老巢可以依托，利用百姓掩護可以猖狂的向我們發動襲擊。我們的大軍駐扎進去，會非常的被動，到最後很可能會因為無休止的被襲擊而采取無差別報復行動，最後形成關系對立，以後再收拾起來非常困難。」
作戰的形式，將采用精悍的合成化小部隊的突襲戰斗。在山區剿匪投入大部隊是得不償失的。大部隊出動很難保密，土匪可以事先把物資人員全部轉移，只留下一座空寨子。不要說出動一二個步兵營，就算上千人的部隊在山里搜山，土匪也很容易躲過去。在山里呆久了，給養運不進去，大部隊不能久居山區。時間久了，部隊只能撤退。過去土匪對付官軍圍剿，歷來都是采用這樣的方式――屢試不爽。
第一步兵團團屬獵兵連一排排長楊增正在山間行軍，晚春的林間十分的悶熱。汗水已經浸透了軍服。他肩膀上背著心愛的步槍，身上還帶著二百發子彈。
他的身後，跟隨著自己的獵兵排，然後是一門山地榴彈炮和它的全部家當：炮彈、火葯、跑刷等等，這些七零八碎的裝備全部由人來運送，整整用了四十名「教育兵」――還沒有正式授予列兵軍銜，正在受訓的士兵。在他們之後，是一一個步兵連，然後又是一百多名教育兵，背著大量的輜重裝備。名為「軍工」實際就是席亞洲搞得「代畜輸卒」，新兵派不上太大用處，背東西總是可以的。殿後的則是工兵排，由工兵連連長潘達親自帶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