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明人方豪說：『西樵者，非嶺南之西樵, 天下之西樵也。西樵者, 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張梟一臉嚴肅地答道。

「水很深？坑很大？」

「水之深，坑之大，一鍋端不下。」

穿越的早些年，張梟因為興趣的關系協助張好古、黎卓賢等元老整理過明代史料，對珠三角地區的情況還算了解。

廣州人采樵羅浮山，謂之東樵，采樵錦石山，謂之西樵，所謂「南粵名山數二樵」。西樵地處西江、北江航道流經地域，是典型的嶺南水鄉，域內河網交錯，河涌十多條，總長度一百多公里，將域內各村連成一片，並可外達佛山、廣州等地。西樵山出產石材、茶葉，通過水路和圩市，行銷遠近。明清時期，全境共有圩市七十八個，即使是與元老院治下的臨高特別市轄區相比，也毫不遜色，可見地理條件對商業繁華的影響非同一般。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西樵山在正德、嘉靖年間，山上書院、精舍林立，其中最為著名稱為四大書院，分別是湛若水創建的大科書院和雲谷書院、方獻夫創建的石泉書院、霍韜創建的四峰書院。四書院因方、湛、霍的倡學而大盛，這段時期廣東名士輩出，四書院成為此後數十年間廣東士大夫一個重要的講游之所。清代劉子秀評價到：「當湛子講席，五方問業雲集，山中大科之名，幾與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稱道學之山。」方獻夫的西樵遺稿中記載了他與湛若水、霍韜二人在西樵切磋的情形：「三院鼎峙，予三人常往來，講學期間，藏修十余年。」王陽明致信湛若水時稱：「叔賢（方獻夫）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霍韜）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卻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可見王陽明對三人的論學期待之高，希望他們珍惜機會，時時相聚，為後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話。

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理學大家、仕途顯赫。湛若水歷任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創立了理學的「甘泉學派」，與王陽明的「陽明學」並稱為「王湛之學」。而霍韜與方獻夫、梁儲，同稱為明代南海縣的「三閣老」。

有明一代，廣東官私書院總共超過二百九十所，遠超唐宋元三代之和，南海縣就有十八所。雖然受明代政治斗爭的牽連，全國各地的私辦書院在嘉靖、萬歷兩朝都受到禁毀，廣東書院在天啟、崇禎兩朝書院數量已經回落，講學之風式微，但書院存在的意義便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培養預備隊，同時還承擔著民眾和整個社會起到潛移默化、化民導俗、推行封建倫理的作用。書院的學規、規條、章程甚至連書院的楹聯、碑刻、匾額都透射出某種價值意義和教化作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生徒和民眾，對他們的人格、品德以及性情產生重大的影響。嘉靖初年，廣東提學使魏校把廣州府觀音閣、悟性寺、迎真觀、天竺寺和仁皇寺改為濂溪、伊川、明道、崇正、晦庵五所書院，並祀奉周敦頤、程頤、程顥和朱熹，書院的祭祀活動向社會開放，除了書院內部人士外，官員士紳、學者、普通民眾也有機會參加，不同階層的社會人員參加書院的祭祀活動，其實就是接受倫理道德的教育和儒學的洗禮，書院祭祀的影響遠遠超過追悼先賢、傳承學術的范疇，可以說起到了與西方教堂類似的作用。

已在明中葉一百多年時間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並創造出自己思想文化傳統的廣東人，再也不自視為南蠻之人。他們可以與最為頂尖的理學家談道論學，也可以與文壇巨子酬唱往還。伴隨著講學之風式微的，是文學之風興起，廣東詩社鼎盛。嘉靖至明末，廣州府城的詩社大大小小十多個，其創始人，或多或少都與西樵山有聯系，西樵也成為後來廣東文人士大夫的避亂棲身之所。

另外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從明代中葉開始，廣東地方出現了鄉村軍事化的趨勢。黃蕭養起義爆發之後，明廷無法鎮壓，不得不求助於地方豪強，一部分村鎮在地方士紳的率領下，迅速形成了地方軍事組織，與黃蕭養起義軍進行了殊死對抗。黃蕭養起義被鎮壓後，隨之而來的是地方秩序的重整以及地方權力的重新分配。著名的佛山鎮便是在這場動亂中堅決地站在朝廷一邊，作為回報，他們的神靈得到了封祀，地方豪強對地方的控制力也進一步擴大。

南海的九江也和佛山一樣，利用山川之險，參與了對黃蕭養的鎮壓。黃蕭養進攻廣州不克，四散劫掠，由水路進攻九江。九江人鎮守禮山、馬山、鎮山，敗之。黃蕭養死後，禮山更名「忠良山」，九江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景泰元年，明代宗賜南海九江為「儒林鄉」。由於動亂不斷，盜匪橫行，廣東鄉村軍事化的現象在明清之際達到頂峰，地方村落廣建寨圍以求自保，形成「無鄉不寨」的特點，極大地增強了地方武裝的實力。

西江捕撈魚苗的人是疍民，明廷將他們強制編入戶籍，征收魚課米。但沿江的大量疍戶都參與了黃蕭養的起義活動，在起義失敗之後，這些疍民紛紛逃亡，脫離了明廷的戶籍控制，到了弘治年間，疍戶逃亡殆盡，課稅無從著落，在這種局勢下，兩廣制台劉大夏奉旨召九江民承西江兩岸魚埠，自封川至高明五、六百里，魚埠八、九百。自此，九江鄉人就壟斷了魚花的捕撈權，從此形成了一股非常大民間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