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得的馬蹄聲敲碎了清晨的寂靜，幾名騎士的身影自晨霧中浮現，向著北京行去。

廖三娘打頭走在前面，她的身體柔軟而富有彈性，她左手持韁，上身與馬的嵴椎保持垂直，身體隨著馬匹的行進輕柔的律動，人與馬形成無間的默契。

廖三娘松了松韁繩，左手的重量感消失，馬的頭頸垂下，說明她放棄了對馬的控制，任由馬兒沿著道路閑適的徐徐而行。

廖三娘抬起右手摸了摸豎起的衣領，領角處有一點凸起，那是一粒致命的毒葯，一低頭就可以咬到，女人被俘，要面對比男人痛苦百倍的折磨。刀槍叢中滾過的女人，從不吝惜死亡，對死亡的漠視，讓死神止步，刀頭的血，永遠是別人的。

微仰起頭，她有些出神，從冷老爺失蹤算起，已經過去一天半了，廖三娘其間只睡了幾個小時，剩下時間都在城內外奔波，她撒下人手，聯絡了京城周邊幾處干道旁村縣的地頭蛇，主要是各處的役吏、皂隸，這些低等公人掌握著地方偵緝、治安管理的公權力，這些人能夠節制地方上幫襯公門的逸夫、白捕，有很大地方活動能量，重點查冷老板的馬匹，馬匹目標大、見過的人多、易辨認，從這些入手，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大一些。

李儒風在北京坐鎮，打點各方關系，處置隨時可能到來的勒索信和中間人，在大明這個男性社會里，人們總是更信任男人。

廖三娘心底對排查不抱太大希望，這些靠財貨收買的民間人員為了邀功領賞，往往會謊報、虛報，提供的大多是無用信息。從劫匪的角度，丟棄了車輛卻舍不得馬匹，留下了最大的一個線索。但是馬匹和馬車不同，通行能力高了許多，大道可以走小路，亦能走野地，漏洞像網眼一樣多，廖三娘和襄理們一樣，能做的不多，但她不能多想，心慌了，辦不成事。

自從廖三娘來到北京，就有一種隱隱的不安，距離廣州越遠，澳宋的影響力衰減的越嚴重。

京師站在所有外派站里是最獨特的存在，也是所有外派站里澳宋色彩最澹的駐外站。

京師，大明的政治中心，眼線密布、廠衛遍地，所有的特立獨行都意味著離經叛道，一旦與這座城市格格不入，京師站立刻會成為最靚的標靶。

孤懸於外的京師站，出於掩護的考慮，除了金融制度因工作對接需要予以保留外，不管是和連盛、德隆還是冷宅，所有澳宋習俗全部改行大明禮法。並且盡量少用歸化民員工，在不重要的崗位上幾乎全部是本地和就近招募來的員工。他們完全按照封建社會的禮教方式管理，主要依靠契約、店規、家法、官法進行約束，這導致不多的來自臨高的外派人員快速的逆向同化，重新回復了大明的生活習慣。

李儒風說的所謂規矩，實際上從來沒有被嚴格遵守過，即便在近代，缺乏監督和即時的通訊工具，僅依靠員工自覺，也會導致規章制度的廢馳。在封建色彩濃厚的京師站，僵硬的規條往往無法適應錯綜復雜、隨時變化的局勢，變通成為了常態，各種臨高的規章制度在一次次的變通下成為一紙空文，能確實執行的反而是簡單粗暴的封建家法。

廖三娘曾經從其他外派人員口中聽到過抱怨，一個外派站如果只有一位元老做主，那必然是一言堂，經常會搞出些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陽奉陰違的小把戲。有些「違反規定」的事情，後來一度還鬧出過安保事件來。這些都是進過相關教材的。

冷老爺是規則的制定者，京師站所有的規矩都是用來管理他人的，關於警衛、出行路線的臨時變更很多時候是冷老爺自己決定的――這讓李儒風關於規矩的說法聽起來更像是事故發生後的托詞和推脫責任。

冷老爺會給當朝大老跪拜磕頭，但在京師站內部，冷老爺是絕對的領導，擁有不可推翻的權威。他說什么就是什么，誰也不敢質疑。

就他的為人來說，廖三娘是相當欽佩的。他和大多數元老一樣，並沒有出身豪門那種冷酷的殺伐果斷，反倒頗為正直善良。平日里即不沉溺女色，也對游樂宴飲沒什么興趣。在京師站的人事公務上也算得上公正，業務上更是一把能手。但是，廖三娘總覺得這位冷老爺的骨子里，帶著某些不甘寂寞的因子。表面上看，他在京師站過得是循規蹈矩的日子，謹慎小心的應對著周邊的一切。但是總有某種「做大事」的沖動。

他人很隨和，經常會跟臨高來的員工開開玩笑，冷老爺曾經在對廖三娘打趣外派的元老們時說過：元老院對待外派元老們就像是在買彩票，而且每天都能中五百萬，並且已經連續中獎十年。畢竟外派元老們面對的從來不僅僅是各方的敵人，更多要面對種種亂世人禍、天災、疾病和無數不可預知的意外。

元老院的偉大在自然的天威面前不值一曬，在簡陋的保衛、衛生、防災條件下奔波亂世，十年沒有發生外派元老死亡、殘疾、失蹤的事故，這本身就是個足以讓元老院自矜的奇跡，雖然其中多次是依靠命運的卷顧，但在唯結果論和個人價值實現的個人冒進主義的亢奮下，許多問題被各種外派成績的光芒暫時掩蓋了。

享受幸運的同時，也在不斷累積著亂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