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浙的人心終於徹底的安定下來，其實安撫人心，未必太多舉措，只需要有一個合適人，說出一番合適的話而已。

而且政協的出現，讓街頭巷尾又多了一個熱議的話題，大家自然而然，將心思都放在了里頭。

此後似乎也有炒作話題的心思，官府也配合起來，先是公布了一些聽證廳開會的細則，此後，又宣布到時設旁聽席，准許報館編撰旁聽。

這么做，自然是擴大政協會議的影響，否則大家密室協商，總不能商議出什么結果，都靠這些政協的與會者憑嘴皮子去宣傳吧。

可是如此一來，卻恰好又凸顯出了政協的獨特地位，若是受邀，不但能和官員和讀書人以及士紳議政，自己在那里的發言甚至可能隨時登上各大報紙。

要知道報紙乃是大儒們的地盤，商賈想要上去，除非你品行敗壞，被各大報拿去做反面典型，這時代的讀書人對商賈有天然排斥，即便是最寬容的王學門人，也盡量不和商賈瓜葛。

可是現在不同了，不但你可以堂而皇之的登報，而且別人甚至還要記錄你的講話。

用某些人的話來說，這已經不再是祖宗積德的問題了，這簡直就是祖墳冒青煙啊。

不過明報這邊，已經率先刊文，講了新稅制，也談及了政協的一些花邊新聞，其中也有討論，比如有人撰文，說是朝廷這個商稅固然本意是好的，可是稅賦說是由各環節的士紳和商賈承擔，可是原料的價格貴了，商賈們未必肯全部承擔，最後可能拉動價格上漲，讓尋常購買商貨的百姓來負擔，這幾年物價本就漲動不少，一件衣裳·種棉的士紳賺一筆，織布的又賺一筆，此後染坊和成衣工坊又賺一筆，到了市面上·鋪子里又要賺上一筆，如此一來，豈不是最後商稅收的不是商賈，而是尋常百姓。

有人如此的說辭，又有人跳出來反對，說是固然可能會漲動一些價格，可是工坊這么多·單單成衣，如今就有數百家，品類繁多·一家漲價，其他若是不漲，那漲價的一家貨物就要積壓，畢竟這點稅還沒有到完全讓工坊沒有利潤的地步，比如到了成衣環節，雖然每件衣衫的利潤薄了，可是利潤依舊還在，而且還是不小，各家工坊打的算盤不一樣·許多人肯定要觀望，等著別家漲價，可是又有誰願意做出頭鳥·固然是未來的預期成衣的價格是要漲，可是就算漲，也絕不會因為商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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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爭論·竟然一下子流行起來，其實王學的發展和新政息息相關，王守仁估計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理論最後被一群打著王學招牌的人更改的面目全非，就如儒家一樣，儒家壯大時，恰逢是武帝需要中央集權·於是，儒家的觀點自然而然·根據當時社會的觀念而變動，當時的社會，是朝廷必須集中所有力量，對匈奴開戰，因此，儒家的新理論應運而生，最後皇帝們大得好，自然而然大力推崇。

王學也是如此，王學的大本營在商賈雲集和手工業到了極致的江南，又恰逢市民階層的崛起，生活的改變，社會形式的多樣化，使得王學緊跟時代脈絡，這就好像，理學的理論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工業革命的英國，因為它沒有催生的土壤，當時的英國需要大量的勞力，無論是童工和女工，都有極大的需求，這個時候哪個不長眼的東西鼓吹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未婚娶之前不得出閣的理論，怕早就被英國的貴族和商賈們一巴掌拍飛了。

而王學的理論也是如此，至少在王學的理論里，對女工做工的事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這就是土壤的因素，只不過理學畢竟昌盛了這么多年，社會依舊保守，所以王學雖然寬容，卻沒有鼓勵，也有人提出女人可以上工，但是必須局限於絲坊，絲坊之中應盡量避免男子出現。

這就是王學的土壤，王學和新政相輔相成，為了適應新政的需求，王學在改變，而新政為了適應王學，其實也在對王學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

因此，王學之中，關注工坊和商貿的王學門人大有人在，甚至有一些人因為理論深厚，成為大儒，成為所有報紙爭先求稿的對象。

這種爭論，有點像後世的所謂經濟學家的爭論，只不過，他們的眼光還有很多局限，更加微觀。

爭議一開始，各持觀點的雙方便捋了袖子，恨不得要大打出手，當然，各大報紙對他們采取的是喜聞樂見的態度，就巴不得你們打起來，打起來，打起來大家才關注，關注了報紙才好賣。!

雙方為了抨擊對方的觀點，不斷的引經據典，只是古時實在沒有多少經典可循，於是就開始四處出沒，尋找各自所謂的證據，比如實地考察，或者蹲在成衣鋪子外頭死盯著價格，聞到了一絲魚腥，立即就激動了，高潮了，然後立即回去寫文章，單方面的宣布自己又獲得了一場新的勝利，把稿子一投，接下來等著對方又尋到所謂的『證據，來打自己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