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不是因為我國目前的體制不適合科技的發展？」不愧是京城師范大學出來的學生啊，梁笑即使在朝廷台的演播室也敢如此說話。

盧蕊頓時臉色一黑，不是說進來的人都是各個學校篩選過了的么？怎么還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她將目光投向觀眾席後面的領導。

呂丘建伸手阻止了工作人員的行動，坦誠的回答道，「的確有一部分是體制的原因，但這並非是問題的關鍵！」

「如果說體制的原因，那么紅色帝國的體制和我國差不多，但他們也有朗道、卡皮查、謝苗諾夫等多位諾獎得主！即使在我國動亂的年代，也有屠呦呦先生的青蒿素、湯飛凡先生的沙眼衣原體以及眾所周知的人工合成胰島素等多項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所以這並非是決定性的因素！」

「至於真正的原因么是多樣的，首先，我國對於科技研究的導向不同！從建國以來我國科學界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追趕世界前沿水平，國家的導向是以工業應用型研究為主，而非基礎性研究；而諾貝爾獎更側重於基礎研究領域，應用性研究除非是顛覆性的成果，否則很不容易獲獎！」

「基礎研究是非常燒錢而且短期內看不到回報的！這不是一般的國家可以玩得起的！大型強子對撞機耗資數十億美元，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耗資3.5億美元......我國在那個時代就進行這些研究是不理智的！」

「這也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對於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來說，去了解宇宙的真相遠沒有如何提高鋼鐵、化肥的產量來的重要！對國家來說袁老先生的雜交水稻技術遠比十個諾貝爾獎要來得重要！國家在這方面的投入不夠，獲獎自然就變得困難了！」試想一下，在六七十年代，是建設一個發電站重要還是建設一個對撞機來的重要？恐怕任何一位理智的政治家都不會選擇後者。

「國家在基礎領域缺乏投入，科學家們沒有實驗設備又如何開展科學研究？比如之前紫金山天文台的常研究員就是找到了米國的先進薄電離量能器才發現了暗物質可能存在的證據！如果沒有這項耗資上億美元的設備，他也寫不出那篇被刊登在《nature》上的文章！放在我這里也是一樣，如果沒有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我也沒有可能這么早就發現暗物質！從而證實我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