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季主和司馬談，在做的事情，自然遠不止一個編纂新歷法。

事實上，劉徹早就答應和應允過他們一些條件。

司馬談，希望得到國家的支持，從而收集天下史料，將中國歷史，原原本本的客觀的，從軒轅黃帝開始，一直記錄到今天。

這是一個很龐大的工程。

沒有國家支持，沒有二三十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做成。

歷史上太史公以莫大毅力寫出《史記》。

但事實上，史記其實沒有完本。

而且缺漏蠻多。

很多著名人物和經典故事，都沒有錄入。

但這不能怪太史公，他是以個人之力，拖著殘軀，數十年默默耕耘，才寫出來史記。

而對這個事情，劉徹自然很贊同。

記錄歷史，正本清源，這確實是一個國家應該做的事情。

至於司馬季主，劉徹答應他的條件是幫助他編纂一部《天官書》和《律書》。

而劉徹自然也鼎力支持司馬季主去做這個事情。

天官書，表面上看是一種在記錄星辰之神的星相學家的書籍。

但實則不然，在中國，天官在很多時候，不是用在宗教范疇，而是天文范疇，甚至將深刻的影響中國的哲學和人文、地理。

舜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事實上，有關天文學的研究，在中國一直就是跟哲學、人文以及地理甚至執政者的執政策略，息息相關。

它甚至深入到了諸子百家思想核心之中，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統一整理和編纂一部官方的《天官書》確實是可以穩固統治，進一步強調劉徹的執政和統治合法性的。

至於《律書》，那就更了不得了。

自古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律，律為萬事之根本！

對中國來說，律有狹義和廣義之分。

狹義的律是十二陰陽律。

陽六律稱律，陰六律稱呂，是樂器的聲律之學。

這本身就已經很高大上了。

因為中國禮樂不分家，禮樂自古就是統治的王道核心！

僅僅是這個原因，就足以讓統治階級不得不去慎重對待。

更別提，廣義上的律，無所不包。

它是天地星辰萬物萬事運轉規律的體現，是法律法令政策的一個投影。

所以當年漢室初立，劉邦在稱帝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祭祀兵主蚩尤，第二件事情是論功行賞，第三件事情是命令蕭何『次律令』。

最明顯的一個舉措，就是廢棄秦朝的聖數十二，改用五。

這很關鍵，表面大漢帝國跟大秦不是一路人。

除此之外，日月五星二十八舍，在傳統的學術界看來，是天地所以運轉正常的關鍵，是誕生世界萬物的關鍵。

這就給了劉徹一個鑽空子的機會，一個摻雜私貨的機會。

所以，劉徹在跟著兩位長者聊了一會後，故意借故支開了司馬談和其他人。

只留下他與司馬季主，獨坐室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