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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了？」趙景賢一時愕然。安慶軍械所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火輪，連朝廷都曾下旨嘉獎，何以軒帥說這條路錯了？

趙景賢這副錯愕的神情，關卓凡看在眼里了，但這不是幾句話能說得清楚的事情，因此一時倒不知該如何開口解釋。

清廷的洋務運動最終不能成功，原因有很多，後世對這方面的分析品評，亦不計其數。不過在關卓凡來說，這不是做論文的時候，他只能於瑣碎繁雜的線索之中，抓住最要害的來做文章。

這個時代，不論是朝廷，還是具體經辦的官員，對於洋務這種事，始終是抱著羞羞答答，欲拒還迎的心態，一方面覺得洋人的東西好，該學，另一方面卻又要對洋人「嚴防死守」，不能讓洋人占去了便宜，更不能讓洋人壞了「大清的門風」！這樣的心態，即使像恭王、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相對開明的人，亦未能免俗。

說白了，設若此時洋務運動忽然成功，官軍居然把洋鬼子的軍隊都趕下了海，那么隨之而來的，決不會是更多的開放與交流，而多半是——太好了，總算把洋人都打跑了，趕緊關門！

另一種更深刻的心態，則是從上到下，從慈禧到一名平頭百姓都具有的，那就是異常盼望「你們能做到的，我們也能」，而且最好是「不用你們，我們也照樣能」。這個心態，不能說錯，往大里說。這可以算是國家自豪感。民族自尊心。但是在這樣的時候，如果拿這一條來作為行動的目標，甚至是作為行動的指導，那做出來的事情，多半就要出偏差。

偏差的地方，一個是時間，一個是錢。

即以安慶軍械所自行制造的這條火輪而論，雖說借鑒了洋船。但整個制造過程不用洋人，連設計圖都是徐壽自己畫的，確實了不起，放在後世，是可以為這個里程碑似的成就歡呼喝彩的。

可那是為歷史成就而喝彩，如果放在當前，就不是一回事了。

按關卓凡的想法，這個時代的中國與列強之間的差距，不多說，算三十年好了。要趕上這個差距。走尋常路是不行的——你在走，人家也在走。而且走得比你更快。等你按部就班地把別人走過的路重新走了一遍，然後高聲歡呼，說「我也做到了」，結果抬頭一看，新的差距已經拉大到了五十年。

這就是時間上的偏差——安慶軍械所埋頭苦干，不靠洋鬼子，固然也造出了一條二十五噸的汽輪，但這段時間內，洋鬼子們卻已經造出了排水量百倍於此的艦船。

若是承平時候，也就罷了，或許可以循序漸進，慢慢來。然而現在這個時候，且不說西方的列強環伺，單說北方的惡鄰，就已經虎視眈眈，東面的島國亦離崛起不遠，哪有時間給你慢慢地折騰？

沒有時間了，真的沒有時間了，狼已經來了，你還在畫刀的圖樣么？

只能抄近路，走捷徑，除此別無他法。

另一個偏差，是錢。

萬事都有成本，一萬兩銀子花在這里，就不能同時花在那里。此時的朝廷，財政疲弱，勉力湊起一些錢來辦洋務，若是再投錯了地方，則損失的又不僅僅是金錢這么簡單。

不管是現在的安慶軍械所，還是未來洋務派所興建的一切企業，做出來的東西，從來都沒有逃脫過四個字的考語——質次價高。

從現在直到數十年後，無一例外。

也就是說，十兩銀子可以買到的洋槍，自己做的話，單是成本就要二十兩；十萬兩銀子可以買到的洋艦，自己做的話，單是成本就要二十萬兩。

更不要說做出來的槍炮打不准，做出來的艦船跑不快這些事情了。自己國家生產出來的槍炮，不止一次被自己的軍隊拒絕列裝，像李鴻章，就曾一次性退回了五千支仿制的林明敦式後膛來復槍，而不得不繼續尋購質優價廉的洋槍。

本來是想「有事可以御侮，無事可以示威」，結果於「御侮」一項上毫無佐助，變作只剩下示威的效用——這些槍炮，用之於內，對付菜刀棍棒當然可以，一旦面對西洋軍隊，就不免原形畢露。

本來錢就不多，結果耗在這些虛好看的事情上，弄得更加左支右絀，這不是拿一頂「民族工業」的大帽子就可以遮蓋得住的。

每思至此，關卓凡不能沒有感慨，民族工業可以辦，但絕不能這樣辦。

這不是菲薄古人，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身負大才的人，雖然已經盡了力，但既囿於見識，又羈縻於這個**體制的限制，實在也難以做得更好了。

這條路子，真的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