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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陳大計疏》，也是光緒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漢、滿各自最有洞察力的兩個人，同時認識到了，中國在制度層面和西方諸強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燾還認識到了：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築。這一點，郭嵩燾的見地，又過於文祥了。

郭嵩燾對於關卓凡「另起爐灶」的設想，感覺猶如看見了另一個自己從濃霧中走了出來——就是那種腦子中有隱約的形象，口中卻難以名狀，結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擺在了眼前的感覺。

那份痛快和驚喜，無可言語！

正是！原先的那個「制度」，既然已經腐敗不堪，也不知道如何變戲法叫它煥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邊建立一個全新的「制度」，你過你的，我過我的。

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抽舊「制度」的血，慢慢地「陰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壯長大了，舊「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緊要當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舊「制度」的病菌，大家離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離」？

關鍵有兩個。

一個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舊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個是新「制度」里邊，要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保證「新人」不會「泄氣」而變成「舊人」。

這方面，郭嵩燾是有切膚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東煙台等地。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的那一次。

郭嵩燾在當地設局抽厘，可是用人不當。他任命的厘局紳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盤剝商旅，竟至發生福山縣的商民怒搗厘局、打死紳董的事情，這也成為僧王和文煜攻訐他的重要口實。

這個事件，正好成為郭嵩燾品評肅順的那段話的絕好注腳。

郭嵩燾談及此事，長嘆一聲，說道：「真正是『請君入瓮』！」

曾國藩對郭嵩燾有一個評價，是「難堪繁劇」。意思是郭嵩燾只適合出主意當高參，不適合做政務官。

這個評價，關卓凡認為，只說對了一半。

郭嵩燾有書生氣是真的，可絕非沒有任事之能。他不論在山東還是廣東，清理積弊、整頓政務，都是立竿見影。而郭嵩燾的「問題」。也正是他不論到哪兒，總要「清理積弊、整頓政務」，也就因此得罪當時當地的官場，包括處理不好和上官的關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東，和文煜不和；在廣東。和瑞麟不搭調，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說，以郭嵩燾的性格和見識，在舊「體制」中，確實「難堪繁劇」。

在新「體制」中呢？

郭嵩燾這種人。難道還嫌太多不成？

何況，在關卓凡的設想中。「顧問委員會」實行「垂直管理」，並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門發生過多的聯系，「顧問委員會」聯系的對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顧問委員會」需要的權力，由關卓凡出面，拿過來交到「主任委員」手里。

所以，應該可以揚郭嵩燾所長，避郭嵩燾所短。

郭嵩燾的「出身」，對「顧問委員會」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別的幫助。

一般認為，郭嵩燾出身曾國藩幕中。但是，郭嵩燾絕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獨特的地位。

郭嵩燾的年紀，雖然小曾國藩七歲，但兩個人卻算是「同學」，他們都曾在岳麓書院讀書，時間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出山」，是郭嵩燾一力促成。

洪楊亂起，文宗敕令丁憂在籍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猶豫不決。郭嵩燾幾度登門，反復勸說，曾國藩終為所動，出面創辦湘軍。

曾滌生最終變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