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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卓凡「報君父之仇」這幾個字，靜夜鍾磬，金石作聲，兩位年輕的太後心弦震盪，不能自已。

庚申、辛酉之痛，整個宗室，甚至整個朝廷，大約沒有人比她們兩個更加刻骨銘心了。

英法內犯，倉皇出狩，顛沛流離，旦夕數驚。內外交困之下，痛愁憂苦之中，眼睜睜看著自己的丈夫，一個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壯，一天天形銷骨立，終於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孤兒寡婦，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幾無以自存。

而圓明園，雖然她們沒有親眼見過那吞噬一切的蔽天烈焰；回鑾後也再未重履傷心地，親眼看見殘垣斷瓦、煙荒草漫的慘景，但，那都是想象得出來的！

最重要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樣，圓明園本是她們的家啊。殿閣無言，草木有情，日升月落，寒來暑去，起居呼吸，笑言淚泣，盡在其中。那兒，留下了她們關於青春的最美好的記憶。

這一切，都葬送在英夷法夷的一把無情火中了。

因此，比起普通的宗室、朝臣，她們的痛，實在更深。關卓凡說「時至今日，兩宮皇太後每一思之，尤錐心泣血」，不算言過其詞。

也因此，她們的報仇雪恥之念，更加執著。

尤其是慈禧。她性格剛強而敏感，一口悶氣郁結在胸膈間焚灼心肺，始終咽不下去。這口氣不出，百年之後，何以對列祖列宗？

原時空，慈禧的對外政策。經過各種輿論的反復塗抹，到了後世，已經基本變成了「賣國求榮」四字。

不論在原時空還是本時空，關卓凡都不得不說：這真是「厚誣古人」。

慈禧主政的後期，確實昏招迭出。國家欲振乏力，江河日下，外侮愈甚。典守者不能辭其咎，慈禧是有重大歷史責任的。但是，「賣國」二字，卻怎么也安不到慈禧的頭上。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是打了敗仗的必然結果，換了誰可以不簽？從二十一世紀傳送一個憤青過來，就可以不簽嗎？

打輸了還不認賬？那就繼續打！如是，只會輸得更慘，丟掉的東西更多。

追責。是要追「為什么打輸了仗」？而不是追「為什么簽不平等條約」——倒末為本，莫此為甚。

事實上，慈禧是晚清最堅定的主戰派，從辛酉垂簾到戊申薨逝，這一點一以貫之，從未改變。不然，也不會鬧出庚子拳亂對萬國宣戰這種荒唐事情。

慈禧的問題，在於昧於形勢。不能客觀分析判斷敵我力量對比，不曉得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牌，總以為「民氣可用」。只要「切實整頓」，就能給洋鬼子好看。可惜，「切實整頓」固然做不來，「民氣」也並不真的可用。於是，只好打一仗，輸一仗。

慈禧主政的大半時間。具體的政務，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里。地方的關鍵則是李鴻章，偏偏這兩個人。是地道的主和派。

恭王和李鴻章，比之慈禧，見識更廣，也更加開通。他們主和，一半出於對內外形勢、敵我力量的正確評估；但另一半，這兩個人，也各有各的問題。

如果沒有庚申、辛酉的變亂，恭王會一直被他四哥壓著，永無出頭之日。我們無法揣測恭王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但可以肯定，對英法犯境、明園被焚的感受，恭王和他的兩個嫂子，必然大不相同。

另外，自黜落復出以後，恭王銳氣大失，遇事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年紀愈大，這個情形愈嚴重，到了後來，頹唐萎靡，甚至連軍機處都懶得去了，有事就在府中辦理。當然，所謂「辦理」，亦不過身在其位，有的事情實在躲不過，胡亂塞責而已。

這樣的一個人，要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怎么可能？！

原時空，光緒十年，即1884年，恭王第二次被黜落。時值中法戰爭，恭王和慈禧政見不合，慈禧主戰，恭王主和，對「上頭」交辦的事情毫不起勁，陰奉陽違——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還是恭王萎靡不振，遇事推諉，什么主張也不肯拿出來，慈禧一忍再忍，終於忍無可忍。

而李鴻章，是地道的功名利祿之士。這並不是說，李少荃做官做事，就不為國家謀；但擺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前文說過，原時空，李鴻章打完捻子，便再也不願意領軍作戰了。他對辦海防、辦水師很有興趣，但對把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實戰，自始至終，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