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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同本願寺關系真正好的，是被幕府架空了的皇室。

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你方唱罷我登場，天皇被這個幕府、那個大名，倒騰來、倒騰去，長年處於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之中，本願寺看出便宜，主動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香火錢，向天皇「進貢」——這筆錢，數目或許不是很大，但對於窮嗖嗖的天皇來說，已算得上雪中送炭了。

於是，投桃報李，天皇錫賜本願寺「御門跡」、門主「權僧正」——這成為本願寺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以及進一步擴展勢力的最重要的憑藉。

另外，既然土地、人民都掌握在幕府、大名手里，天皇只是一個空架子，本願寺和皇室之間，便不存在任何前述大寺、大名之間的那種利益沖突，彼此只有需求而無沖突，本願寺的「尊王」，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門主同公卿之間的世代聯姻，既是「尊王」之必然，同時，也反過來加強了本願寺「尊王」的傾向，將本願寺和皇室更緊密的捆綁在一起。

而「尊王」和「倒幕」，在這個時代的日本，是有某種必然的邏輯聯系的。

靠……

關卓凡重重的透了口氣，心說，原時空的「倒幕」，本願寺似乎並沒怎么摻和呀，本時空，怎么就跳了出來，還扮演了那種「登高一呼」的「首義」角色呢？

他娘的！

他不能不再次提醒自己——「埃姆斯密電」一計未售之時便已意識到了的一個重大變化——因為自己的介入，時迄一八六八年，本時空較之原時空，已開始「面目全非」了。

自己這個「歷史投機者」的「儲備」，已經不夠用了！

譬如，關卓凡雖然曉得本願寺在日本的勢力很大，可是，這個「大」，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無法確定，目下，這個「大」，到底在一個什么樣的量級上？

他關於本願寺的「儲備」，到德川幕府建立的時候，基本上就「斷篇兒」了。

如前所述，「一向宗」慣於在亂世、末世興風作浪，國家一統、太平時節，大體上就消停了；而「幕末」雖然也算「末世」，但攏共沒亂上幾年，便塵埃落定，開始明治維新了——這大約是本願寺在「倒幕」中存在感不強的原因之一。

非不為也，來不及也。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幕末」不同於日本歷史上任何其他一個末世，新、舊的斗爭、轉化，前所未有，本願寺自個兒大約也懵逼，搞不大清這個「末世」的狀況，就有心再玩兒一次「一向一揆」，一時之間，也不曉得該如何措手？

之後，明治政府大力扶持本土的神道教，打壓舶來的佛教，本願寺雖然頂著「御門跡」的銜頭，一樣在打壓之列。

不久，神道教便取佛教而代之為日本的主流宗教，本願寺愈發沒有多少聲息了。

德川幕府建立之後，關卓凡關於本願寺的唯一有點兒價值的「儲備」，是二戰的時候，本願寺同軍國主義混到了一起，提倡「忠皇愛國」，宣傳「護國」，並身體力行。

譬如，對戰歿者的家庭進行慰問和援助；對傷殘士兵進行救護；向前線派遣隨軍僧，在戰地傳教、慰問士兵，並為陣亡者安葬和舉行法會，等等。

不過，那個時候，整個日本佛教，不論哪個派別，基本上都是這個德性，「一向宗」不過是表現的最積極的一撥罷了。

這幾年，關卓凡對日本的攻略和經營，頗費心力，也頗有成績，然而，由始至終，從未想過要在宗教方面著力。

唉，疏忽了！

既對本願寺的發難，出乎意料；又不真正掌握本願寺的底細，於是，聞警之際，便有手足失措之感了。

教訓啊！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教訓歸教訓，這場亂子，若只是單純的「一向一揆」，其實，並不足以令人真正「失措」。

現在畢竟不是戰國時代了，本願寺呢，也畢竟是混「體制內」的，兩百六十多年下來，如同幕府的暮氣沉沉一樣，現今的本願寺，想來，也一定不比硬懟織田信長時的生龍活虎了，若只是本願寺一家作亂，鎮壓下去，未必如何為難——多半，德川慶喜自個兒就可以應付的來了。

問題是——

唉！即便依據現有的有限的情報，裹進這場亂子里的，亦明顯不止本願寺一家啊！

還有那一幫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維新志士」啊！

不論本願寺「一向一揆」的能力有沒有退化、退化了多少，目下，日本遍地干柴，那個明如上人，點幾個火頭的能力，總是有的；待火燒起來了，「維新志士」順風縱火，到時候，局面的麻煩，就倍於單純的「一向一揆」了！

關卓凡有些憤憤的：之前，老子也很有針對性的做了不少的事兒了，還是壓不住這場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