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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文一共兩份，一份是海軍及殖民地部的，由部長黎峨將軍簽發，這是「公文」；另一份，則是黎峨將軍以個人名義寫給薩岡的，算是「私信」。

「公文」大致內容如下：

第一，「北京—東京」艦隊原先呈遞的作戰計劃——以杭州灣外海群島為錨地，截斷中國南北航路，逼迫中國新生的艦隊與我進行艦隊決戰，一舉殲滅之，徹底掌控中國沿海的制海權，指導思想正確，亦切實可行，目下，看不出有任何變更的必要。

「公文」強調，欲「截斷中國的血管，摁住中國的心臟」，行動之重點，尤應放在封鎖中國的「漕運」上——「漕運」，乃中國真正之「血管」，一旦「扎緊了」，中國的北方——包括京畿地區在內，立即就得「缺氧」。

第二，福州雖為「五口」之一，地位重要，但是，「北京—東京」艦隊配屬的陸戰兵力，十分薄弱，並沒有攻取福州城的可能性；甚至，因為相關航道通行能力的限制，「北京—東京」艦隊直接進攻福州城區，都是很難做到的——我軍兵鋒雖銳，卻也只能及馬尾而止。

馬尾的重要性，主要在於造船廠和「船政艦隊」，其中，「船政艦隊」規模甚小，即便全軍覆沒，也不會對中國海軍的整體實力，造成什么實質性的影響；而造船廠，重要性當然在「船政艦隊」之上，可是，我們也很難指望，只失去了一間造船廠，中國政府就會方寸大亂，甚至……舉起白旗？

另外，我們也無法確定，單靠艦炮的轟擊，是否便可以徹底摧毀造船廠？

鹿兒島事件中，英國人以為已經摧毀了薩摩藩的「集成館」，然而，戰後不久，薩摩藩便完全恢復了戰前的生產能力。

事實證明，對於小面積的單體建築，艦炮有著很好的破壞效果，但是，欲摧毀大面積的建築群，單靠艦炮轟擊，就力有未逮了，如欲徹底夷平之，一定要登陸占領之，然後舉火焚燒——就像我們對待中國的「夏宮」那樣。

可是，這又涉及到陸戰兵力多寡的問題了。

第三，我軍並不掌握閩江水文的第一手資料，將如此龐大的一支艦隊的航行安全，完全寄托在一個被脅迫的外國人的身上，實在不能令人放心；同樣不能令人放心的，是艾某、李某等人那個詭異的計劃——此計劃之真實性，既無從探究，則所謂「將計就計」，其實不過盲人摸象。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只「知己」而不「知彼」，這樣的仗，能不打，就不打。

第四，從紙面上看，閩江口至馬尾的岸防力量，不容小覷，雖然，我們也認為，中國軍人的技戰術，不能同法蘭西帝國光榮的勇士們相提並論，可是，還是得鄭重提醒你們：不要輕敵！

「亞羅號」戰爭之時，中國軍人的技戰術，不可能比目下更好；武器裝備，更加遠遜於目下，可是，我們和英國人第二次進攻大沽口，在遭受了相當的損失、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之後，還是未能破口而入。

目下，閩江口至馬尾的岸防，武器裝備方面，已同我軍處在一個水平線上；而閩江水文之復雜、地勢之險要，又遠過於大沽口，因此，除非目標具備特別重要的戰略價值，而我軍也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備——否則，我們認為，沒有擇其為作戰對象的必要性、迫切性。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北京—東京」艦隊不必變更既定的作戰計劃。

就是說，你們攻打馬尾的計劃，俺們就不批准啦。

「公文」中的理由，都是可以擺到台面上的，語氣方面，也張弛有度，從容不迫；「私信」里的話，可就並不都是可以擺到台面上的了，語氣方面，也嚴重的多，甚至顯示出了某種程度的惶急——黎峨並沒有足夠的把握，萬里之外的薩岡，可以聽命、聽勸，放棄對馬尾的攻擊。

將在外，君命猶有所不受，何況，雖然，論行政職務，自己這個海軍及殖民地部長，為薩岡之上級，可是，論軍銜，卻和薩岡同為海軍中將呢。

「私信」的內容大致如下：

法、普已經宣戰，法蘭西帝國對外矛盾的焦點，已經不是中國，而是普魯士了，短短數天之內，「避免兩線作戰」、「亞洲戰場轉攻為守」的論調已經甚囂塵上。

作為海軍及殖民地部長，自己當然堅持，投入亞洲戰場之兵力，陸軍數量有限，海軍——歐洲戰場本就用不到海軍，因此，亞洲戰場執行既定的作戰計劃，對歐洲戰場的投入，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國務部長兼財政部長福爾德也委婉表示，帝國的財政，可以支持兩線作戰。

可是，自己得到的支持是很脆弱的，如果戰事不順——歐洲戰場也好、亞洲戰場也罷，任何一個戰場的戰事出現波折，都可能使皇帝陛下做出「亞洲戰場轉攻為守」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