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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經世致用也好，還是格物致知也好，實際早就在儒家文化中存在，也早就有人論述提倡、推行。.

但是作為一個校訓，大整旗鼓地倡導和落實到教學中去，這個岳麓書院屬於首創，在當時首屈一指。

單就格物致知來說，畢竟純理論的內容和做法多些，但是經世致用就不同了。

經世致用，實質上是把格物致知的東西，用來經營他們所面臨的世界，也就是時間所有的一切

凡是他們要做的事情，都需要經營

所謂經營，就是用對這個世界的了解，來指導這個世界中各項事務的運行。

能不能運行成功，很大程度在於是不是按照規律去做，不按照規律，瞎干一氣，自然是肯定失敗。

但是，這里隱含一個前提，就是他們所遵循的規則是正確的。

而這個正確的規則是哪里來的呢，是格物致知的結果。

但是，誰能保證格物致知的結果就是正確的

沒有人

甚至連這個結果是否正確，都無從得知.

所以，經世致用又是檢驗格物致知結果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途徑。

也就是說，要想保證格物致知的正確，必須經過經世致用的嚴格檢驗。

因此，這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原則，也在絕大多數場合被人們看作是毫不相干的原則，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

進一步分析，就知道二者是互相依靠，互相提供服務的

沒有經世致用的需要和目的，格物致知就失去了他的意義。

如果只是為了自己知道而去格物，那么這個原則就成了當事人的一個小小的寵物。其成敗得失無人關心，對社會毫無影響。

因此，格物致知必須為社會所用，就是經世致用。

而經世致用如果沒有格物致知結果的指導，就成了瞎子走路，沒有目標。不知道如何行走。

沒有目標的行為，簡直連動物都不如。

動物的所有行動，還都離不開自然本性的驅動。

人的行為，沒有明確的、合宜的目標，甚至別離了自然本性的約束。

哪怕造反的農民，也都給自己的造反行為找一些理由，何況更有理智的人，更何況最有理智的文人

因此，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必須有格物致知過程中得出的認識成果做為原則約束。

直接地說，經世致用必須後於格物致知；當然實踐中，這是一個無限的循環過程。

因為這個關系，二者互為對方提供存在的根基，也為對方提供永不枯竭的活力

而在具體推行經世致用方面，丁善慶和曾國藩互相支持，相得益彰

對於曾國藩來說，治理國家。是最大的經世致用是最富挑戰性的經世致用也是最敏感的經世致用

這個方面弄得好，可以升官發財；弄得不好。就會傾家盪產，甚至人頭落地

對於曾國藩來說，他的生活就是如何當官

因此他對格物致知的依靠，程度上高於任何人

而丁善慶，雖然也當過跟慣例知識分子有關的官，但是基本上是一個純學術型的人才。因此他可以在格物致知方面，取得成績，也就是達到前人沒有達到過的高度

這些成果，當然他很願意提供給曾國藩。

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他在官場或者其他場合去實驗。

經過檢驗正確的東西。他才放心地用於教學。

很多東西，不是可以馬上見效的，所以那些東西，就成了曾國藩的專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