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上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各家學說各個流派，要說貢獻最大卻最沒有得到公正對待的，非商家莫屬。

這種狀況的形成，要怪又要怪到儒家身上。

「重農輕商」、甚至是「重農抑商」，基本上都是每一個在歷史長河中停留過稍長一段時間的朝代的一項基本國策。

而這樣的朝代，都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孔孟之道當家的各個朝代。

這個國策，可以看出孔孟之道的僵化古板，不知道變更，也不知道辯證地看問題，也就是其它各業對農業的促進。

作為立國之本，沒有農業當然不行，因為農業提供的是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是給本國居民保命的糧食。

而商業呢，是在糧食有余的時候，才互通有無的!

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家庭，那些商業交流的東西可有可無，而那些糧食沒有的話，不出十天就會餓死。

而一遇到天災**，一旦糧食歉收，就會大量的餓死人，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因此歷代統治者重農也是有道理的。

沒有道理的是他們在孔孟之道僵化理念指導下把商業和農業對立。

眼界狹窄之處，就是把商業和農業二者本來相輔相成的行業直接對立起來。

那些實際上不懂生產的儒家知識分子想當然的認為，只要把用在商業上的時間和金錢用在農業上，就可以成正比地增加農業的產出，就可以解決農業的問題。

其實不然。

只顧農業，往往農業效益就會越來越差，有時甚至增加投入反而會減少產出。

同時，如果沒有商業的幫助，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也會成為不可能。

比如南方的水稻，北方的玉米，並不是任意調換一下種植地域，就有同樣的產量的，甚至根本就不能生產。

這種地域之間的分工，必須商業做中間的媒介，才能順利開展。

同時這種低於分工，也是社會分工的基礎；如果連地域分工都沒有，其它社會分工就更談不上了。

而沒有社會分工，也就沒有科技進步，因為每一個生產基礎單位都是抱殘守缺，不求進取，保住自己現有的哪一點成就就滿足。

而每一項進入新領域的社會分工，都會被看成是減少糧食生產的冒險，從而也就會威脅到人們能吃到的糧食，無論是總量還是一個家庭的具體數量。

還有就是那些參與新分工的人，因為不再從事糧食生產，也有沒有飯吃直接餓死的危險，因而讓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對新興的行業位置如蛇蠍。

非但如此，人們的輿論壓力，也讓在意這些議論的人不堪重壓。

什么標新立異、不務正業、好高騖遠、輕浮淫逸這樣的標簽，動不動就給這樣的人貼上。

而那些本來就是農家出身的人，一旦這樣的標簽上身，一輩子就和持重老誠這樣的品質永別了。

而忠厚老實的品質是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說，一旦一個人從事工業商業有關的事情，那么就和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這樣的唯一光明大道絕緣。

除了這樣的被正統社會所排斥，還有其它惡劣後果。

比如，那些盜賊知道工商業者一般有錢，最喜歡打劫這樣的人家。

還有一旦遇到軍國急需，這樣的工商大戶先就會被當作出血的對象，讓他們輸捐，甚至傾家盪產報國救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