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於鄒容，以及與他類似的革命者，陳文強卻沒有輕視之心。雖然他們他們或許幼稚，或許沖動，或許目光不夠深遠，但這都不是嘲笑輕視他們理由，他們之樂於舍生赴義，是因為「祖國存亡在此一舉」，是「為天下人謀永福」。

對於他們來說，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空洞的口號，而是不惜為之捐軀獻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為了推翻腐朽賣國的清朝政府，結束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富強，他們置生死安危於不顧，擯功名利祿於度外，拋頭顱，灑熱血，所表現出來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值得欽佩尊重，是中華民族永久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

在很多時候，陳文強感受著鄒容等人如火的激情，心中未嘗不激動，甚至鄙視過自己的過於冷靜。但轉而一想，在這個大時代中卷入革命潮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一個宣傳鼓動家，那埋頭苦干，為革命者提供財力物力，似乎更適合自己。

不管是自我安慰，還是亂找借口，陳文強還是在努力發展著自己的事業，積累著實力，並適當地為革命添磚加瓦。

為了防備夜長夢多，陳文強極其迅速地派人護送鄒容登上了東去日本的輪船，順便也帶去作好編號的新葯樣品。而他還要在上海呆上些時間，做更長遠發展的布置。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天津後，在京、津地面劃分界址，設置「捕房」，派遣外籍巡捕站崗巡邏。辛丑條約簽訂後，八國聯軍分期撤兵，清政府為維持當地的秩序，也組織了類似「捕房」的機構，派出巡警守街巡邏，為舊中國最先創立的警察。

到了1903年，清政府下令施行「新政」，命令各省一律舉辦警察。上海由於歷史原因，此時雖尚未形成完整的警察機構與系統，但已經在轄區下設捕房，通稱「中國捕房」。現在朝廷旨意一下，上海道立刻開始加速籌辦警察，在求志書院(今喬家路北)設警察學堂，將巡防保甲局改為警察總巡局，開辦城內南、西兩局，並公開招訓警察。

趁此機會，陳文強開始進行運作，一是挑選幫中兄弟前往應聘，二是拿出數萬元用於上下打點，謀求警察局中更高級別的官職。

無間道嗎，說是也是，黑白兩道的勢力都要有，才能縱橫上海灘。不光是華界警察，租界招巡捕，陳文強也要挑選可靠兄弟應聘加入。有幫派力量的暗中扶持幫助，再加上金錢賄賂，由幫中兄弟擔任的警察和巡捕逐漸升職，攫取更多更大的權力是值得期待的。

暗的有幫派，明的有官差，互補協助之下，龍興堂的勢力擴張將會更加順遂。而買官這一途徑，則通過此事開始被陳文強所重視，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思路。

說到捐官，在當時不僅是窮瘋了的清政府賺快錢的「好辦法」，還是一些富人抬高身價、減少官府壓榨的一個法門。象朱葆三、虞洽卿、葉澄衷、祝蘭舫等巨商，都是捐有官職的，最高的甚至是道台，稱之為「紅頂商人」亦不過分。

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特別是上海，廣泛結交各界人士，才能夠在各種情況下左右逢源、化險為夷。作為缺乏武力保障的商人集團，尤其如此。所以，他們通常誰也不得罪，誰都結交，在清朝官府、外國領事、幫派勢力，乃至革命黨人中都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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