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革命軍調動了近萬人馬，其中無線通訊大顯威力。數支部隊配合得相當默契，進攻、阻擊都打得堅決勇敢。

至此，滇桂形勢發生了逆轉性的轉變。在廣西的清軍集團雖然能夠擊退負責牽制阻擊的革命軍一部，甚至能收復南寧，但這已經無關大局。重新聯成一片的革命軍，再度威脅昆明。

在錫良氣急敗壞且驚惶失措的急令下。清軍集團轉調昆明；告急電報接連報送清廷，請求增兵再戰。

雨季要來了，革命軍終於爭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訓練、經營、鞏固的時間。經此一戰，與法國人的談判很快便會重新開始，人員和物資的輸送通道很有可能都獲解決。而且，廣東清軍獨木難支，恐怕也會有重新的調整和布署。

陳文強放下電報，長長地吁出一口氣。

結果呢，說意外也意外。說不出所料也有道理。

要知道革命軍中的骨干都是堅定的革命者，而當時堅定的革命黨人，幾乎都是堅韌不屈、百死不撓，「拋頭顱，灑熱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國」的英雄志士。他們充滿激情，不畏死亡。甚至渴望以血薦軒轅，為國為民而英勇獻身。

而革命軍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實、厚道的農家子弟。能吃苦耐勞，也有一慣的服從，還有廣西人特有的悍勇。所以，在一群狂熱、勇敢的軍官帶領下，即便訓練時間還短，還有所欠缺。也依然不是幾千新軍能夠擊敗的對手。

幾個月的緩沖時間，革命軍應該能在戰力上更加提高一個層次，也基本能實現穩固根據地、因地就糧的戰略意圖，陳文強對此是比較有信心的。

急攻進取，當然也是一個套路。但陳文強是一貫反對的。革命軍到現在為止，充滿朝氣、銳氣，這是可喜的優點。同時，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復興會會員又都是欠缺實踐經驗的。

占據一塊地盤，不僅是樹立起一面旗幟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來投，也是給復興會會員提供了學習治理地方、發展經濟的試驗田。由一地至全國，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就算光復了大片土地，也難以使其成為革命的後勤基地，為革命軍提供足夠的資源，甚至連地方穩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盡管陳文強還不能稱之為復興會的經濟基礎，但最大的金主卻是當之無愧。所以，他的意見是至關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實踐意義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會被復興會所采納。

時機未到，時機未到啊在陳文強的設想中，革命要總爆發，至少要滿足幾個條件。

首先，張之洞不能坐鎮湖廣。在湖廣十七年執政，他的威望太高，無論是軍隊，還是政府，只要他發話，往往比聖旨還好使。所以，發動新軍固然在進行，但在新軍中的黨人是很難占到多數的，同情革命或隨波逐流的官兵能不聽從張之洞的命令或安撫

其次，清廷的立憲進度或措施要引起立憲派的反對和義憤。要知道，憲政派不僅多是工商巨子、實業家，財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穩定人心的巨大影響。沒有立憲派的響應和支持，革命很難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完成各地政權的轉移。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條件，比如清廷中樞變化，政局動盪；比如突發重大事件，可為革命軍所利用等等。但這些，在陳文強看來並不是必須的。

綜合以上的考慮，陳文強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張之洞被調離湖廣，以便日後在此發動時能夠順遂；另一方面，張之洞調離之後，對他的產業和布置會有多大的不利影響，他還不無顧慮。

在當時的中國，盡管清廷推出了鼓勵民間投資近代企業的獎勵公司章程、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等條例，但積習難以驟改，沒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說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壓和刁難，工商企業是很難經營的。以厘金為例，如果不是張之洞的政策優惠，陳文強在湘鄂的諸項產業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錢。

所以，正如張之洞所說，陳文強也覺得投資編練新軍，並借此加以控制，對他和他的產業，未嘗不是一種保障。有人有槍，就算換了領導，也要掂量著辦。

只是這畢竟不同於私軍，張之洞也不會任由陳文強這么去做，總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陳文強要想達到目的，還要費些心思，認真籌劃。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憲政會，集中到了湘鄂兩省的憲政分會上。

錢，不能由他一個人出；權力呢，也不能由他一個人獨攬。這樣才能解除張之洞的猜疑，編練出表面上是立憲派的武裝，實質上卻是更加傾向於革命的軍隊。

難嗎，有一點，但陳文強還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勢的發展對此比較有利。

首先是安慶起義、恩銘被殺的影響。一位四品官員徐曾捐有四品道員，潛伏在體制內，刺殺了一位二品巡撫，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當兩江總督端方用電報將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凱時，他用了「事奇極」三個字來表達自己的難以理解在此之前，這些朝廷大員們始終以為革命黨不過是江湖草莽，百一旦當他們意識到革命黨同樣也存在於體制內，與自己近在咫尺，其驚駭與恐懼，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讓朝廷驚駭的，應該是徐氏臨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殺名單上不但有恩銘，還有端方、良弼等人。這不能不讓朝廷回想起兩年前吳樾的那枚炸彈，那枚炸彈所針對的五位重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中右丞紹英正准備出洋考察憲政。

「吾等自此以後，無安枕之一日」，這是端方所發出的驚嘆。而京城的宮苑衙署，則迅速「添派衛兵及巡警隊兵，駐扎防護」，如臨大敵，官員們則「惶懼異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後也通知了軍機大臣，讓他們以後將各衙門的引見人員帶去內閣，不要再帶到自己跟前。

恩銘的死，第一次讓清廷產生了一種革黨人無處不有，無時不在，防不勝防的危機感，當時流行的說法是：「革命軍不足畏，惟暗殺實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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