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對齋藤說「間島」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是統統需要我們加以「保護」的。一個所謂「間島」問題就這樣炮制出來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簽訂了瞞天過海的日俄協約，同日還簽訂了旨在瓜分我國東北三省的日俄密約。伊藤博文認為條件成熟，立即於八月急電齋藤季治郎，命其由會寧出發。率領日本憲兵進入我國延邊。

同時，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駐華公使阿部守太郎送達的照會「為照會事，茲奉帝國政府訓令，間島為中國領土，抑或為朝國領土，久未解決，該處韓民十萬余，受馬賊及無賴凌虐，擬即由統監派員至間島保護，請速電該處華官。免生誤會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會，頓時驚慌失措。還沒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齋藤季治郎已經率領大批武裝憲警，強渡圖們江，進入了我國延邊數十里地區，並在龍井村內天寶礦主程光第的大院掛出了「統監府臨時何島派出所」的牌子。

齋藤季治郎在延邊地區劃定了會寧間島、鍾城間島、茂山間島等五區，又在局子街、頭道溝等要地設憲兵分遣所十四個，所轄區域達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設官，發號施令。儼然成了中國境內的外國政府。

清政府曾通過外交途徑復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嚴正聲明所謂「間島」問題純系子虛烏有，該地是中國領土無可非議，但日方對要求其撤出的復照卻置若周聞。由於當時清軍在延邊的守備薄弱。以武力強行驅逐已無可能，於是這個外國的政權機構公然出現在中國的領土上，成了國際震驚、國人汗顏的一個奇特事物。

當時，最使奉命前來交涉的張紹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邊防兵力。當時延吉只有吉強軍數營，而在他身邊的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務處處吃緊。一旦發生不測，邊防形勢便岌岌可危。

為了與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張紹增向藍天蔚借兵，首先對龍峪衙門進行保護，並訓令當地長官不得離開任所，照常處理事務；同時在延吉各處張貼安民告示，揭露齋藤一伙的侵略行徑，安撫當地百姓。又組織民軍，並將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軍的繼續侵入；又調派人力維持治安，以防止出現突發事件給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齋藤本以為用偷襲的手段侵占延邊功在必得，不料卻遭到了當地軍民的頑強抵制，因此也就不敢進一步貿然行動，繼續擴大「戰果」的計劃也泡了湯。雙方一時處於僵持狀態。

這時的張紹增和藍天蔚並不輕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他不斷上清政府，激陳日軍重兵壓境，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十分嚴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務交涉，使沖突加劇。因此，吳祿貞得到的答復只是「穩慎和平」、「鎮靜維持」的諭旨。

張紹增迫於無奈，也出於擴展武裝的心思，便聯絡了一支駐扎在皮夾溝金礦的民間武裝，足有二三千人。

夾皮溝地處吉林省樺甸縣東南，自清咸豐末年（1854）起，被稱為『韓邊外」的祖孫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這里率眾淘金墾荒，組織武裝，且勢力漸大，「局紅管亮」（人多槍好）。

由於金礦地處偏遠，官兵無力進剿，當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撫的辦法，給當時的首領韓憲宗委以官職，後又授予憲宗之孫韓登舉守備之職，不久又升為都司。但韓登舉雖然接受了官職，卻不受清政府節制，仍然嘯聚山林，獨占一方。

這支武裝，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塊心病，因他們大多是獵戶出身，槍法准確，真要動起武來，也不一定討到便宜。為此，日本人多次潛入夾皮溝一帶，軟硬兼施，企圖迫使韓登舉屈服，卻遭到了韓的斷然拒絕。

韓登舉雖屬綠林，但卻心有民族大義。值此大敵當前之際，他願意聽從指揮，與官兵拉個對馬（聯合）。在韓登舉的帶領下，這支武裝隨即開到局子街附近駐扎下來。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當地的一所寺廟內同日本人進行了第一次交涉。當齋藤季治郎來到寺廟的時候，只見四圍龍旗招展，數千中國官兵荷槍實彈，排成密匝匝的方陣，站滿了山前山後。雖然服裝並不整齊，但其陣勢威嚴，個個精神抖擻。齋藤一伙人十分驚訝，他們不知這些中國官兵是從哪里來的。

在張紹增等人的嚴詞詰問下，齋藤理屈詞窮，又領教了中國方面的陣勢和實力，知道進一步的行動一時難以得逞，只好自己找個台階，然後悻悻退出會場。

間島問題懸而未決，日本人賊心不死，終是一塊心病。如果國家陷於戰亂，難保日人不蠢蠢欲動。

再說當時在東北的名義上歸屬清廷的武裝，還有駐通遼的後路巡防營統領吳俊升、洮南的前路巡防營前路統領張作霖、遼南的左路巡防營統領馮德麟、通化的右路巡防營統領馬龍潭。東北的巡防營不比內地，他們大多興起於日俄戰爭時期，此後又與蒙匪、胡子長期作戰，還是很有戰斗力的。

但這些人也有個特，那就是本身皆為綠林出身，極善生存之道，屬於有奶便是娘，誰腿粗就抱誰，哪邊風硬就向哪邊倒的類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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