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師，而這個老師卻是考上大學卻上不起大學休學打工養家的鄉村窮人。她愛他愛得純潔無瑕，愛得深沉，深沉到蔑視一切社會名利和物質利益，敢於表白「不要把我當作總經理的女兒」，也敢於當面對抗父親。我讀到這些令人感動的情節時，便想到那個苦守寒窯十八年的宰相的女兒王寶釧。結局卻不是王寶釧式的大團圓，這個痴情純美的女子被父親幾乎是捆綁押送美國留學，十年後以名牌大學教授歸國任教，教室里坐著得以復學的超大年齡的昔日家教老師。這個悲劇性的結局盡管令人徒生慨嘆，卻畢竟讓人領受到純美的愛情的溫馨。我也因此聯想到三姑娘的古典戲劇人物而頗有領悟，從唐代到當今，人類追求理想愛情的願望和實踐，由此發生的對權勢和物質的蔑視行為，從來也沒有絕跡，讓愛的真實含義一如既往地激勵著也溫暖著一個又一個年輕的追求者。《蓮》的兩個男女，堪為出於污泥而不染的形象。女主人公被生活壓迫到賣淫救夫養子，卻在靈魂深處劃開一道凜然的界線——夜晚是屬於嫖客的，她也進入魔鬼界域；天亮之後是屬於自己的人格，再回到一個善而且美的有尊嚴的人的界域。男主人公是學生時代追求她而未能如願的同學，進入社會後事業有成，聞知昔日的偶像淪為私娼，用了巧計才找到她，開始以真誠的救助。兩個人此刻的遭遇，恐怕任誰讀到此處都難以平靜，都會對社會發出吁嘆，也為這一對男女的善和美由衷地發出贊美。

愛情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同的種族盡管有不同的習俗，而對愛的真實性和純潔性完全一致；愛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有不同的形態，而人追求理想愛情的願望總是一樣執著和痴迷。從另一個角度說，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卻是任何社會形態里必須面對的一塊愛的路障，種種愛情人生由此發生各各不同的故事，如同柏楊先生所演繹的種種，令人不單觸目驚心，自然更會進入關於社會和人性的思考。這個永恆的話題，在物質生活遠遠超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今天，諸多愛的悲劇和丑劇，似乎更突顯著物質這個路障的普遍性因素的功能，尤其在先富起來的人群里多所演繹，對照柏楊小說里多因物質窘迫生活陷入絕境而發生的愛情悲劇，今天的現實生活似乎卻因膨大的物質，而把浪漫純凈的愛弄得扭曲而又渾濁了。不過，仍是物質這東西的寡與多的功能性呈現。

柏楊的小說大都有一個緊緊抓住讀者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隨由想象為獵奇而編織的傳奇，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從生活到藝術的甚為完美的創造。這些故事與社會傳奇性質的故事的本質性區別，在於後者是娛樂，而柏楊著意在對人的靈魂的叩問，對人性的各個層面的揭示，既是曲折抓人的情節，更是令人意料不及備感震撼的人生悲劇。這些故事首先以不容置疑的真實感抓住我，甚至常常讓我猜想到生活里真實發生的事件，柏楊把它創造為更富社會意義的小說。這是柏楊的創造理想和藝術追求，也是柏楊獨有的藝術功底。盡管作家們關於小說要不要故事情節各執一端，還有主張無故事無情節甚至無人物的小說，都是不同作家對於小說寫作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無可厚非。柏楊顯然是注重情節和故事性的追求和探索的。在我的閱讀興趣里，偏好情節曲折故事扣人的小說，閱讀柏楊小說就充滿快意。

柏楊十分講究小說結構。往往先以懸念橫在讀者眼前，誘發讀者繼續閱讀的好奇和興趣，然後逐步一扇一扇打開所寫人物生活歷程中愈陷愈深的災難之門。幾經轉折，就把人物心靈世界的各個側面和社會背景里的險惡都展示出來了，活生生的各個生活位置上的人就呈現在我的面前。柏楊短篇小說結構呈現著靈活多樣千姿百態的技巧和靈性。盡管都有一個緊緊抓住讀者閱讀興頭的故事，盡管屢設懸念，然而卻幾乎不見一篇是從頭到尾循序鋪展娓娓道來的故事，多是依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境遇，恰到好處地結構著人物心靈中的情感波動和轉折。《重逢》寫一位因孩子重病無錢救命偷盜公司黃金而入獄的男子，從他走出監獄鐵門寫起，著重不在當年犯罪，而在出獄第一天的更殘酷的遭遇。他在回台北的火車上，情急中誤登頭等車廂，在往自己的三等車廂走去時，撞上了他十年未見的妻子。在頭等車廂里，妻子正倚在一個男子的肩頭，「那男人憐惜地握著她那塗著鮮紅蔻丹，而又柔順地放到他掌中的纖纖手指。」他為她和他們的孩子偷盜，在獄中苦熬十年而終於要見到妻子和孩子，卻是在頭等車廂看到倚在別一個男人肩頭的妻子。頭等車廂和「塗著鮮紅蔻丹」的手指，不言而喻著全部殘酷的現實。然而並未就此止步，這個妻子又與警方暗中聯手，把他再次誘入陷阱。他白坐了十年監獄，不僅未得一文錢財，連妻兒也全丟失了，且不是通常生活困窘的丟失，而是由背叛衍生的傷害。這是一篇讓我受到強烈震撼的短篇小說。稍微平靜下來，我便重新自頭至尾翻閱，意在這篇小說的堪稱精妙絕倫的敘事結構。這樣一個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劇，這樣兩個曾經是夫妻的男女的靈魂，作家柏楊用了不足八千字就揭示得如此淋漓盡致。作為作家的我，頗受啟發，一篇小說一般都有幾種敘述方式，作家得認真尋找到一種最好的結構，不可隨意為之，柏楊有示范的意義。

柏楊總是能找到適合某個特定人物展示靈魂的小說結構。翻一面說，他的結構方式不是單純的出奇制勝，而是以特定的人物為對象，尋找最恰當的結構和敘述方式。這樣，因為表現對象——人物的本質差異，結構形式和敘述方式就呈現著各自的架構和形態，不拘一格，也難見熟路。《約會》是柏楊短篇小說中篇幅較長的，寫一位僑居國外大半生的六十七歲男子回到曾經發生初戀的小城，於重病在身而不顧，夜里重新踏踩曾經與戀人走過的一個又一個角落，回嚼如酒如詩的初戀的美好，在一個越過半個世紀的老人心里引發的復雜感受。整篇作品就只有這個老人，沒有矛盾沒有伏筆，這是很難寫的一種結構。我卻看到在這樣單調的時空里，柏楊把一個人的情感體驗寫得動人心弦，而敘述方式也讓我聯想到意識流文體，卻又不是。一個短篇小說，一個單調的時空背景下的老人，寫得如此自如又如此令人感傷，真可見柏楊筆下功夫，也是我前述的以描寫對象選擇結構和敘述方式的別具一格的文本。與這個短篇構成對照的是《夜掠》，也是從出場到謝幕只有一個人物，卻是一個年輕的女性，一個自我頓悟了因自強自尊而耽誤了婚戀的女人，用一種近乎變態的自我懲罰的方式做一回自我放縱，夜間出游，尋找隨便遇到的男子，尋找被強暴的快感，結果卻被一個醉鬼吐得滿身滿臉……單從結構說，以一個人物的單獨行為構成一篇小說，把一個復雜的心理和情感寫得如此生動逼真，真是讓我欽佩。另有前述的《秘密》，就其豐富的故事背景和內容，也許可以展開一部長篇小說，柏楊卻把它裁剪成不足萬字的短篇小說，時間僅只半個夜晚，空間是一個家族花園，以兩個戀愛男女現在時的行為，一步一步揭開過去時的一樁慘烈的家庭悲劇，把一對毒如蛇蠍的男女的丑惡靈魂展示出來。這個結構和敘述方式，非大家手筆想能做成。

我甚為敏感柏楊小說的語言，簡潔干凈，緊緊把握著人物的心理走勢和情緒脈絡，達到一種准確到位而又絲毫不過不及的敘述，也達到揭示人物心靈隱秘刻畫個性的藝術效果。沒有一句廢話，也不見游離人物心理動向之外的一句閑話。我之所以對此尤為敏感，是常見某些小說里不著人物裙邊發梢的廢話閑話多余的話，作者不管筆下人物此刻心理的冷暖，只顧自己隨著興趣和性情離題三尺地賣弄，把敘述的大忌變為得意。柏楊的敘述語言和描寫語言，都把握著一個藝術的度，這個度決定於筆下的人物，這也應是如何把短篇小說寫得短的一條途徑。另，語言的簡約和含蓄，應給讀者豐富的想象余地和再創造的開闊空間，確也是作為作家基本功力不可輕而大意的事。《重逢》里我已列舉過的那個出獄的男子，在火車上意外撞見妻子，柏楊只寫了「頭等車廂」的環境，再寫了妻子「塗了鮮紅蔻丹的手指」，這樣的細節，再不做多余的介紹，就讓讀者理解到妻子為什么會倚到那個男人的肩頭了，把復雜的過程全部省去了，留給讀者關於情感的分量和價值再審視的一個含蓄而又嚴峻的空間。讀到此處，我確切領悟出，含蓄既是一種語言功夫，更是柏楊獨稟的語言智慧，一種天賦的自然呈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柏楊回到西安，走後我才知道，陝西作家協會搞聯絡接待的同事說，無法與我聯系上。我那時住在西安城東郊一個偏僻村庄，不通電話，我便錯失了拜見柏楊先生的機會，甚以為憾。許多年後，我系統閱讀柏楊的小說，這種積久的遺憾得到很大的補償，不敢說全面，我已經在精神內質和心理氣脈上，得知到了柏楊。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過我的體驗，想要了解和學習一個作家，最好的途徑是閱讀他的作品。道理很簡單，作家可能在社會生活中因種種因由隱蔽某些觀點，甚至堅不吐口；而在稿紙上，作家總是煞費苦心傾其所有能耐，把自己關於社會關於人生的理解和體驗展示出來，那一行行文字中就呈現著作家的思想和人格。我閱讀柏楊的作品，也在閱讀柏楊；我被一篇篇小說的多是悲劇人生的人物感動著震撼著，也被關注著並把社會生活的不公和人性里的惡展示出來的柏楊先生的人格和思想震撼著感動著，一個令人敬重也欽佩的柏楊的風骨鑄入我心里。

柏楊的小說，全部面對社會底層的各種生活位置上的男女，又都是不合理社會結構里人的無能逃脫的悲慘人生，還有人本身的丑和惡給他人制造的災難；即使如愛情范疇的小說，也是更多地透析著上述兩方面的決定性背景和因素。我便看到柏楊面對這些悲慘人群的凜然姿態，把這些人的命運遭際訴諸文字，向社會抗爭和吶喊，柏楊的思想，柏楊整個的情感傾向，柏楊一雙冷峻的眼光的關注點，都在社會大眾人群里。這樣的作家，我是引以為敬重和欽佩的。2007年9月11日於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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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1

她驀然仰起臉。

那古老的壁鍾敲了四下，每一下都敲到她內心深處，兩行淚珠淌下來，膝蓋在霍霍發痛，脊椎神經一陣一陣地往上抽動。朋友們圍在四周，搓著手，想安慰她幾句，但是，一想到一切安慰都不能發生效果時，嘴巴就自然合住了。

她重新低下頭，雙手緊緊地握在胸前，囁嚅地禱告著，身上的肌肉因激動而顫抖，她似乎聽到一個平安的聲音，也似乎聞到一種平安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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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從手術間走出來。

「大夫！」朋友們迎上去喊。

醫生看了一下他們，又看了一下跪在長椅旁邊的病人的年輕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