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林電影節進行到第三天，一群來自中國的青年導演在西柏林表了他們的電影宣言，聲稱反對精英主義，電影屬於人民。」——《世界報》在第二天不但刊了布會的詳細報道，而且全文刊了許望秋他們的電影宣言。

「以許望秋為的中國導演在西柏林電影節上表宣言，希望改變精英主義統治電影界的局面；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禁讓人想起了1962年的《奧勃豪森宣言》。《奧勃豪森宣言》改變了德國電影的走向，讓德國電影逐漸走出困境，走向輝煌。許望秋他們的這則宣言不禁讓人對他們、對中國電影充滿期待。」——《紐約時報》

「中國導演許望秋又搞布會了，這次他向精英主義宣戰，向新浪潮宣戰。」——意大利《共和報》因為許望秋在威尼斯退賽，搞得威尼斯電影節灰頭土臉的，在報道布會的時候帶著明顯的嘲諷意味。

「中國版《奧勃豪森宣言》在西柏林重現，中國電影人向世界聲。」——西德《南德意志報》對許望秋他們的宣言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的這則宣言可能會在電影界掀起一場新的革命。

1962年《奧伯豪森宜言》表後，不僅震動了西德影壇，也引起了世界電影界人士的注意和支持；許望秋他們的宣言表之後同樣引起了歐洲和世界電影界人士的關注。

在西柏林城郊的一棟公寓中，德國新電影四傑之一的維姆-文德斯在看完《南德意志報》關於許望秋他們的報道後愣住了。他仔細讀了一遍許望秋他們提出的十條規則，出一聲嘆息：「要是維爾納還活著，他一定會很喜歡這幫中國小子的。可惜啊，他就這么去了。」

德國新電影運動開始後拍攝的電影，在藝術上取得了極大成功，在國際上斬金奪銀，但由於蔑視商業性，也導致這些電影失去了德國觀眾的支持，形成了「國際上得獎，國內不賣座」的尷尬局面。7o年代初，新德國電影運動陷入危機，在197o年有19部影片無法找到買主，因為這些電影德國觀眾根本不愛看。

7o年代中期，隨著維姆-文德斯他們這批導演登上舞台，這一情況才逐漸得到扭轉。1979年維爾納-法斯賓德的《瑪麗亞-布朗的婚姻》成為最轟動的影片，新德國電影才結束了國外得獎、國內無人問津的局面，使這一運動真正進入最佳狀態。

在巴黎花神咖啡館里，特呂弗他們一幫電影沙龍的人坐在一起，喝著咖啡，悠閑地聊著許望秋他們的電影宣言，以及他們掀起的這場運動。

夏布洛爾笑呵呵地道：「真是有趣的年輕人啊，沒想到他們竟然會搞出這樣的動靜來，在西柏林電影節公開表宣言，向電影界的精英主義宣戰。」

波蘭斯基一直對新浪潮不是很感冒，促狹地道：「也是在向你們新浪潮這幫人宣戰。」

夏布洛爾哈哈笑道：「我們早就被認為是新浪潮的叛徒，背叛新浪潮了。他們不是在向我們宣戰，是在向電影界那些輕視商業電影的榆木腦袋宣戰，而我們是他們的戰友。」

特呂弗欣慰地著：「兩年前在戛納，跟許交談之後，我就感覺他不但極有才會，而且對電影、對電影行業的認識遠常人，當時我就感覺，他有可能會改變世界電影的格局，現在我更加確信了當初的判斷。我相信，在未來中國電影會強勢崛起。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電影水准不高，也沒有世界級的作品，但中國有十億人口，擁有龐大的市場，可以支撐各種類型的電影，再加上以許為的這一幫年輕導演，因此，我預感到，中國電影會崛起，甚至可能會出現繼好萊塢電影和歐洲藝術電影之外的第三種電影。」

天行者牧場坐落於美國加利福里亞州的馬蓮縣的一個小山谷中，是喬治-盧卡斯的影業公司的制作基地以及其私人住宅。內有牧場、湖泊、林地、山丘和葡萄園等，還擁有獨立的消防隊。這里不但是科幻迷心中的聖地，也是喬治-盧卡斯和朋友們聚會之地，他經常和科波拉、斯皮爾伯格、德-帕爾瑪等好友在這里聚會。

此時的天行者牧場里，喬治-盧卡斯他們正坐起一起聊許望秋他們掀起的這場運動。他們是新好萊塢電影運動標志性人物，是著名的好萊塢電影小子。

作為堅定的反戰主義者，科波拉曾經痛批許望秋的《獵鷹》，因為這部電影，他對許望秋十分反感，因此他對許望秋他們的這場運動不屑一顧：「這是一場炒作，通過表宣言，他們不但一舉成名，而且以後拍的電影也都會受到電影界的關注。

喬治-盧卡斯不同意：「我覺得不是炒作，他們有明確理念，對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是有深入研究的。」他指著報紙道：「比如這一條，觀眾應該是電影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這是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最重要的區別，藝術電影往往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去審視這個故事，而商業電影則要進入故事中，追求的是臨場感。」

斯皮爾伯格微微點頭道：「我覺得是不是炒作不重要，但我覺得如果他們這場運動真的搞起來了，對好萊塢其實是很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