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佩康一連翻譯了五份法國報紙的評論，無一例外，是一邊倒的好評。

夏夢他們非常興奮，既然所有報紙都說好，那可以肯定的說《冷》已經征服戛納電影節，也征服了歐洲媒體。這次在戛納不但可以順利將電影版權賣出去，說不能還能拿到大獎。

許望秋沒有那么樂觀，法國是革命老區，對《冷》這種批判資本主義，深刻揭露資本家殘酷剝削的電影，給予肯定是非常正常的；但英國和美國就不一定了。

事情確實如許望秋所料，歐洲大陸媒體以好評為主，而英國和美國媒體以差評為主。

意大利《新聞報》針對電影中冷這個意象進行了深入解讀：「電影名為《冷》，這個冷具有雙重含義。第一重，是生理上的冷。鄭毅在遭遇滅門慘案後，他有了怕冷的怪癖，技術是夏天，他也總是穿著厚衣服，晚上睡覺的時候，他都和妻子分開睡，因為他要蓋被子。第二重，是心理上的冷，是對社會、對現實的絕望。在電影的最後，鄭毅終於明白這所有一切的悲劇，對是上層對下層的殘酷壓制，上層根本不把下層當人，而是看成種植的草，每隔十幾年就會進行收割。制造出一個又一個人間慘劇的，是吃人的資本主義資本，這是體制問題。鄭毅能夠殺黃四郎，但他卻無法對抗資本主義制度。所以，他殺了黃四郎之後，非但沒有得道解脫，反而更加絕望了。在電影最後，鄭毅對警察說，我冷。其實就是他內心絕望的反應。」

德國《南德意志報》對電影的色彩進行了深入分析：「許望秋前三部作品以強烈的個人風格，獨特的視聽語言震驚了世界。與之前的三部作品相比，《冷》在色彩與構圖上更加風格化。紅色是影片最具象征意義的色彩，畫面間無處不在的紅色布景、服飾與燈光，有著令人窒息的壓迫感，無時無刻不在昭示著城市的罪惡、血腥與暴力；這種高度警示性、末世夢魘般的恐怖正是戰爭、欺詐、霸蠻動亂的時代寫照，那些無所適從的時代失落者、渴望救贖自我卻最終無法和解的抗爭者，都顯得可歌可泣。」

英國媒體抨擊《冷》，主要是因為許望秋在電影說英國是幕後黑手，英國在殘酷盤剝和壓榨香江百姓；美國媒體則認為《冷》是在貶低資本主義，有鼓吹共產主義之嫌。

英國《泰晤士報》抨擊道：「電影用大量的篇幅渲染了大資本家對中產階級的盤剝，通過經濟危機洗劫中產階級的財富，將他們變成赤貧階層，導致大量破產者自殺。在電影的最後，走投無路的鄭毅殺死了，大地產商黃四郎一家。導演其實是在說，資本主義體制有問題，要想得救，必須革命，必須推翻資本主義。這是典型的社會主義宣傳電影，整部電影虛實雜糅，敘述線索不明，節奏平板單一，表現出編導的思想混亂，以及掌控力的嚴重不逮。電影呈現的不是和解而是暴力，不是寬容而是仇恨。這樣的電影既平庸，又令人反感。」

美國《華盛頓郵報》毫不客氣地批評道：「一位導演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一部電影中有著對某些歷史事件、某種社會機制的正負評價，這都司空見慣，也無可厚非。就像戈達爾極端激進的《中國姑娘》甚至《東風》這樣高度政治化的電影，是以聲畫錯位的布萊希特式的間離方式解構銀幕認同幻覺、討論政治斗爭的可能性空間。貝托魯奇的《1900》，涉及到共產主義、法茜斯主義、資本主義等重大的社會政治系統的歷史進程，但影片的落腳點卻是人在這些意識形態-歷史過程中的抉擇，歸宿是人。一部電影，如果最終的落腳點，只是批判或者謳歌了某種意識形態、某種制度、某個社會機構、某類人，不管這種批判或者謳歌具有多種程度的正確性，這依然是一部宣傳片。換一個方式表述，許望秋的立場雖然是非常激烈的左翼批判，但所持的表現方式卻是最保守的宣傳片美學。」

《紐約時報》毫不留情的給《冷》打了零分：「許望秋是一個意識形態強烈的導演，他的新作《冷》是一部帶有明顯宣傳企圖的電影。《冷》的內容很簡單，香江大資本家利用經濟危機，洗劫中層和底層的財富，一個心懷正義的好人鄭毅被逼得走投無路，最終大開殺戒。鄭毅殺死了香江大地產黃四郎一家，但他並沒有獲得救贖，他內心依然是絕望的。在電影的最後，他顫抖著說，我冷。就是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是冰冷的，是冷漠的。

許望秋沒有告訴我們，底層如何才能避免被殘酷盤剝，鄭毅們如何才能獲救。聯想到許望秋的身份，一個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員，答案就呼之欲出，只有革命，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改變世界，才能解放所有的窮人。

如果是在20年前，像《冷》這樣的電影是有煽動性的，會受年輕人的追捧。但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社會主義陷入困境的今天，《冷》這種貶低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唱贊歌的電影只能淪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