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潡水大勝之際，墨家卻要抽調百人精干力量投身到萬里之外的事務，足見墨家對此時的重視。

錢不是問題。

黃金也不是問題。

甚至於沿途所需要的外交、結好部族首領獲取支持、進行貿易兌換以維系沿途所需等事，也不是問題。

適之前已經和墨子說過，假借兩位夫子之口，訴說沿途攜帶絲絹、鐵鍋等貨物，便足以通行。

唯獨人手，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墨家內部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認為操之過急。

但普通墨者有墨者的考慮，作為墨家的巨子有巨子的考慮。

墨子很清楚這一次對世界的「驗證」對於墨家而言有多重要。

因為墨家的世界觀和此時天下的主流格格不入，自成體系，內部邏輯自洽，但很多東西按照墨家的說知推理之術，都會推究到一個源頭，但恰恰這個源頭是無法證明的。

墨家現如今思想的基礎，可以概括為三個詞。

同義、平等、兼愛。

人人生而平等，無法證明，所以即便沒有天帝存在，可能墨翟自己都不信，但也必須創造出來一個。

因為這平等，在墨家的論證中，是天帝賦予的。

墨家說自己掌握著天志，由天志的自然狀態推論出了平等，那么對於世界的解釋權必須要握在手中。

平等之外的同義，按照墨子的說法，那就是「君，臣民之通約也」，這個君是實在的人、但卻是虛化的君權。

墨子的《尚同》篇，屬於標准的啟蒙哲學基礎，按照更後世的說法叫「歷史唯心主義」。

即：上古狀態，人們處在一種沒有固定道德的狀態下，十人十義百人百義，混亂不堪。

天帝即為自然，存在即為合理，而人的存在證明了人的「生存」、「繁衍」、「富足」、「財產」這些，都是天的意志。

因為上古不同義，所以每個人為了生存會導致「皆以水火毒葯相虧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勞；腐蠹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的自然混亂狀態。

而這種狀態，卻又有悖於人的「生存」、「繁衍」、「安全」等天帝賦予人的權利。

最終，人們選擇了多數人都能得利的「義」，以此制定了法度和律令，選出了天子，又選出了從人民中選出了代表作為「三公」、「大夫」、「鄉長」、「里正」等。

又「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形成一種「民主而集中」的制度。

因為「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這是民主。

而「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又是集中。

如何操作，在適出現之後給出了一條後世的辦法，解決了操作性的問題，也劃清了「眾議」和「上議」之間的一些界限。

這就導致了在墨家內部，巨子必須要掌握意識形態「天志」的解釋權，才能夠作為巨子之位。

在墨家之外，墨家的巨子又必須能夠批判其余的學說，使別家對天地規矩的解釋毫無意義。

這是適來到墨家之後，依據墨子的學說改組墨家的基礎。

但即便適沒有出現，墨子做《尚同》篇，也是埋了一個大坑。

墨家世界觀中的歷史，是從上古的選舉制，過渡到現如今的世襲制的。世襲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不知道什么鬼變成了如今這個不合理的樣子」。

墨子沒有接著《尚同》去論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虛構一下從選舉制到世襲制的演化過程。

但《尚同》篇卻從根基上瓦解了世襲的基礎，即貴並不恆貴，上古時代大家都是平等的，天子和義都是選出來的。

天子的第一特性不是血統，而是「賢義」。

這一切，都和當今主流的世界觀歷史觀截然不同。

這個埋下的大坑對於貴族而言，細思極恐。既然天子、諸侯、三公上古並非是世襲的，而是選舉的，那么現在這種情況是不是合理呢？

此外，墨子說「我有天志，譬如匠人之有規矩」，而天子的「義」又必須適符合「天志」的，那么……墨家的巨子是不是有資格把不義的天子、諸侯、三公以致鄉長們批判教育甚至替換？

說到底，儒墨相爭，可以互相制地方於死地的釜底抽薪之法，就是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掌握天地世界的解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