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論之前，就已經先說過不以利天下、利萬民這個准則來判斷，可是高個之人終究還是忍不住說了那番話。

最偽的偽善，也比惡更好。

因為偽善的存在意味著善戰勝了惡，成為人們心中的一個標准，所以才有偽善出現的必要。

此時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墨家學說如今傳播的太廣，儒學尚未在稷下學宮與五行天命陰陽之類的東西融合，不能被統治階層接受推廣，此時天下唯一的顯學只有二十年來不斷發展的墨家。

正因為墨家已然成為了唯一的顯學，所以墨家的一些評價善惡對錯的准則，已然在不經意間影響到了天下人品評政治的准則。

所以高個之人不能在索盧參面前理直氣壯地說自己就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因為他已經受了這些學說潤物無聲的影響。

索盧參卻恪守著之前的准則，搖頭失笑道：「你之前已經說了，不以此論，我今日也不是來批判你的。只是，我想說，但凡做事，總要符合天志，你們這樣不談利與不利，終究是阻礙天下財富總和的增加的。」

這些東西早已經隨著《墨經》的傳播，有了定義，關於勞動創造財富的說法也已經頗為流行，尤其是富裕的經營性地主、商人、手工業者對此大為贊同。

因為只有這些道理是對的，商人、手工業者、經營性地主、作坊主才可以名正言順地反對貴族對土地的占據和特權。

屁股決定腦袋，利益決定是否相信，而此時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正是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和新興地主所樂於相信的。

高個之人在上次與人相辯吃癟之後，就一直在思索怎么從根源上反駁墨家的道理，結合這些年的思索和見聞，當索盧參今日又提起什么天下財富總和的說法時，高個之士終於想到了反駁的說法。

於是他問道：「索盧參，現在墨家的道理，總結起來，其實無非四個字。」

「道法自然。」

「你們認為人的經驗、理性、推理、總結，可以知曉自然的規律、天下的規律、興衰的規律。只有知道了規律，法之，才能夠天下大利。是這樣的吧？」

索盧參覺得這話沒錯，點頭道：「是這樣的。」

高個之士大笑道：「那么，如果你們對於一些道理的推論是錯的，是不是指導的規律就是錯的？」

索盧參反問道：「什么規律是錯的？」

高個之士道：「勞動創造財富的說法，是錯的。」

「土地、稼穡、農耕，才是唯一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東西，勞動並不是。」

「財富是物，物的來源不是商業交通而是生產。所以財富的生產意味著物的創造和其量的增加。」

「你們認為，工商都是增加了社會財富的。實際上是不對的。」

「如工，手工業不創造物質，只是變更了組合和天底下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態。」

「比如說，一團泥，你可以做成陶罐。但是，天底下增加了什么物了嗎？那個陶罐是泥做的，做成陶罐，這泥並沒有增多。這是改變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態，不能稱之為增加。」

「比如說，一張風箏。這風箏不過是布帛與竹片、棉線的重新組合。你可以做成風箏，也可以用這些布帛、竹片做成篩籮。所以，這是變更了物的組合，也不能稱之為增加了天下的物。」

「至於商，那就更不用說了，他什么都沒有創造，只是改變了原本的地、時，你不能說天底下的物增多了。」

高個之人說到這里的時候，已然興奮起來，覺得已經勝券在握，正該乘勝追擊之時。

這是一種經濟學觀點，起源正是戰國時代出現的「農家」，本質上也是對天地道理的一種探究，也是一種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重農輕商的理論基礎。

這種經濟學觀點經過千年的發展，在後世的法國大革命之前達到了頂峰，形成了重農主義這一學派。

學派存在的基礎，就是認為工商業沒有讓天下的「物」的總量增加，手工業本質上就是改變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態、或者是變更了天下已有之物的組合。

高個之人曾說過要反駁墨家的道理，就必須要釜底抽薪，今日所說的這些，似乎正可以從根源上解決。

他既要乘勝追擊，便提高了聲調，看著索盧參的眼睛道：「工、商都沒有讓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但是唯獨農耕稼穡，是讓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了。」

「我春天種下一粒種子，秋天可以收獲百粒。」

「我春日養殖了一頭牛犢，冬天牛犢長大增重。」

「可工商都不行。你做陶罐的，並不能讓陶泥的數量增加，只是改變了陶泥原本的形態。一斤陶泥做成陶罐，還是一斤，並未增加。」

「所以我說，天下財富唯一可以增加的方式，就是農耕。因而，從你們所謂的天下財富總和的說法上來看，我們在秦地做的，也是正確的。」

說完之後，高個之人一臉得意之色地看著索盧參，他覺得索盧參已經無法反駁。

如果這個不能反駁，那么墨家的一些政策，就是不符合「天志」的，至少是推論錯了天志。

由此，墨家的政策本身，就被墨家道義的「天志為規矩」所打敗，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圈。

似乎，唯一反駁的方式，就只能從「天志為規矩」是否一定合理上來解決了。

而且這個說法，此時聽起來的確是沒有辦法反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