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個之士對於吳起的疑惑，不由感嘆，心想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這樣的局面，又何必實行那些嚴苛之法？

對於財富總和的定義，他曾疑惑過，但只是為了讓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這些年叛墨而出卻一直沒有忘記讀書學習，對於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勝綽也多感嘆，但是無奈的是陶丘的辦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況，而泗上這些年一直是這些叛墨眼中吸取經驗的地方，對於陶丘的情況也有過一本專門的小冊子介紹，用以輔佐墨家的那些「財富總和」之類的理論。

那些書對於常人而言難免有些晦澀，可對於這些和墨家藕斷絲連一直關注的人物，知曉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運河、陶朱猗頓致富後，這里就是天下之中。

魯國在季氏改革後已經實行的初稅畝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現之前物產就頗豐富，私有制產權概念早早出現。

宋國政變之後，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響越來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過於激進，而且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一些政策實行起來基本沒有什么壓力。

如滕、繒、郯等國，原本都是越國占據的，越國在此擁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戰後，越國的勢力退出了泗上地區。清算了一些親越的貴族，加上越國退走後的大量王田，讓墨家在這里實行的土地改革並無太大阻礙。

這一點是秦國學不來的。

說到這里，高個之士便生出一些無奈之嘆。

秦國想要這么變革，就必須要觸動舊貴族的利益。墨家則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機會，靠著擊敗越國，用更為緩和的方式進行了變革。

秦國丟了西河，本身貴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損害，只能瓜分秦國內部的土地，彼此之間矛盾身後，稍微觸動就會引動巨大的反彈。要不是公子連借助政變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貴族，換地遷都，想要進行在秦地那樣的變革更是千難萬難。

墨家在泗上實行的政策，用另一種方式影響到了宋國泗水沿岸的諸多城邑。

隨著泗上的手工業發展，成為了天下冶鐵中心、學術中心、紡織、玻璃火葯軍工軍械的生產中心後；隨著泗上土地變革的完成，大量的農夫有了余糧進行商品交換和市場的內部開拓；隨著河運船舶的發展……陶丘這些泗水、菏水沿岸的城邑率先展開了一系列的「求利變革」。

正是「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對外影響墨家一直秉持著「利道之」的方式。

尤其是擊敗了越國、與越國簽訂了一些列條約；在楚國獲得了免稅權和通行權之後，泗上的手工業發展出現了一個爆發期。

爆發之後，釀酒、紡織這些東西都能獲利，原材料價格上漲，墨家作坊生產的大量新商品和奢侈品，都需要大量的錢來購買，也促使了許多人求利之心。

原本宋國一些封地的小貴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緩慢變革之中，已經出現了租種土地的獲利方式。

每畝每年收取實物地租，一年一畝地收取七斤粟米，小日子也算過得不錯，尤其是在墨家出現之前畝產不過幾十斤的時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經算是重租了。

然而，隨著泗上經濟的發展，這些宋國的小貴族驚奇地發現……自己的錢和糧，根本不夠花了。

大家都是貴族，最起碼的體面還是要有的。別人家安個玻璃窗、拿個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買不買？

可是，沒錢。

兩千畝封地或者私田的小貴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過一萬四千斤糧食。

這在以往，足夠「祿足以代其耕」，專門習練武藝車戰御射之術，足夠成為專職的軍事貴族。

可現在……看看那些琳琅滿目的商品，看著自己一年一萬七千斤糧食的地租，看著潡水一戰致師挑戰的勇士被墨家的槍炮轟擊成了篩子，看著泗上商人往來獲利百倍成為「素封」之君……

當然，也有那些真正的「君子」，謹守禮制，每年春天還是按照過去的方式帶頭耕種鼓勵農夫，收取地租過著脫產的君子生活。

可是，大部分人卻是求利的，一個個年輕小貴族在聽聞了潡水之戰致師勇士被打成篩子後心態巨變；一個個年輕小貴族看著率先種植土豆釀酒、種植棉花售賣、種植靛草獲利的先行者，眼睛都紅了，什么禮制在利益面前實在是不值一提。

於是，在墨家沒有管轄陶丘的情況下，陶丘這個商賈雲集之地便自發地產生了諸多變革。

一畝地七斤的禮制地租，一天天的那些新奇商品，讓這些擁有土地的小貴族們很容易地做出了選擇：收回土地，租給在墨家那里學過經營稼穡的小商人，或者自己經營。

兩千大畝的土地，原本租種給別人要有六十戶人才行。而現在，鐵器牛耕壟作的出現，根本用不到六十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