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局不但要注意保密、要注意社會調查，還要利用這些資料，對富戶進行各種各樣的累進稅政策和貨幣調節政策，穩定物價。
甚至用一些很極端的手段，操控物價，吸收財富。
比如可以在管控了糧食、確保府庫的糧食可以打一場經濟戰的時候，強制下令對富豪和高利貸者借錢，同時斷絕糧食的官方銷售，使得某地的糧價上漲。等到借了富豪和高利貸者的錢後，糧價在國家府庫的操控下也迅速上漲，這時候宣布沒錢還了，就按照當時的物價來還糧食。
富豪不要還不行，而且認為富豪並沒有吃虧，因為當時的糧價確實很高。
還完糧食之後迅速放糧，穩定物價，使糧食的價格降下來，這樣就等於是齊侯問富戶借了一萬錢，這一萬錢原本能買兩千斤糧食，但是還錢的時候依靠國家的操控，使得糧價上漲一萬錢只能買二百斤糧食，這時候用三百斤糧食還給富豪和高利貸者包括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然後府庫的存糧拋售，等同於問富豪借了一萬錢但只還了三千錢……
手段是否可用，並不只是看道理，不過能想到國家調控操控物價，齊國的經濟學派已經極為先進。
實際上，齊國學派的經濟理論，就是讓國君做全國最大的、有鑄幣權和稅收權、資金充足貨物齊備的大商人。
田和知曉齊桓公聽到「國軌」的想法後，大為興奮，問道：「我想要建立統計局，想要操控物價，但是又該怎么做呢？」
管仲也終於在體系上解答了第一條「官山海」的問題，說道：「這就需要利用官山海的政策，以國君擁有的山海等自然資源和鹽貨專營作為准備金，成立專門的金融機構，和國軌統計局配套。」
這一套機構利用官山海政策的錢財，利用國軌統計局的情報，進行放貸扶植工商業、調控物價征收累進稅等方式，用錢生錢，再用錢和稅收進行行業扶植。
比如在富裕的地方放貸，吃利息；在養馬的地方放貸扶植，使得齊國馬匹增加；在糧食豐收的時候收購糧食以調控物價；在紡織業發達的地方售賣糧食使得物價降低收購紡織品促進工商業等等……
再比如利用物價操控的手段，使得物價上漲後用操控後的物價從富豪手中換取相對貶值的馬匹等，支付操控後上漲的、但府庫儲備充足的其余貨物，將馬匹分配到邊境地區，用貸款的方式讓邊境地區的民眾購買國家的馬匹，既可以收繳利息、又可以使得邊境地區的戰車儲備充足，可以免除邊境地區的「丘甲賦」。
林林總總，簡而言之，無非就是那么幾點。
「與之分貨」和差級地租取代勞役地租，促進農業發展，征收實物稅，改變土地制度。
依靠征稅政策劫富濟貧、利用稅收調控促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傾斜。
成立「國軌」統計局和與之配套的官山海政策和國家稅收為支撐的「銀行」，用以貸款扶植工商業和放貸取利，依靠適度的貨幣稅促進貨幣流通，打壓高利貸而使得「國軌」成為全國最大的貸款機構。鹽類等間接稅操控，做到「拔鵝毛而讓鵝感覺不到疼」的方式，使得齊侯成為全國最大的資產控制者，並且足以操控物價。
而官山海之策，卻又不是國家專營，本質上其實是國家收取地租，比如煮鹽和冶煉，是可以承包給私人的，然後君侯收取地租和分紅，或者算是將歸屬於國君的山林海濱作為股本，這樣可以擴大生產，又使得管理起來更為容易。
因為齊國的經濟學派背後站著的階層，是部分開展工商業的貴族，他們需要一個站台的理論。
這一切看上去和泗上墨家的政策有很多的相似之處，田和認為這種手段足以富國，但卻忘了考慮形成這樣的一套系統，需要多少有經濟基礎的官吏干部，墨家投入教育二十年才堪堪能在泗上做到，齊國肯定做不到，而且很容易出亂子。
而且這只是看上去一樣，實際上內核和墨家完全不同。
這個巨大的不同，源於托管仲所作的《奢靡》一篇，對於經濟活動的重點放在了消費促進生產上，但因為又和墨家的《富國》理論不一致，也必然會導致許多的問題。
內核的所有權和勞動獲取財富的問題難以解決，而就在宏觀經濟層面上，齊國經濟學派的策略，也和墨家有極大的分歧。
消費、投資、出口，這是宏觀經濟的三輛馬車。
墨家學派的經濟基礎是《節用》，用高積累高投入的方式，完成轉型之後，擴張外部市場，利用和越國、楚國的免稅條約，大量傾銷。
同時內部土改，制造大量的有低級手工業品消費能力的自耕農，在不極大傷害他們利益的前提下——比如如今泗上議政正在討論的是否對泗上之外進口的糧食征稅以保護泗上農夫利益的問題，就算是損害了泗上自耕農的利益——以《節用》為高投入的理論發展國有手工業，用《天志》為道理進行技術壟斷和升級，大量出口的同時擴大內部自耕農的消費市場。
對內保證自耕農的基本穩定以提供足夠的兵員和內部市場，對外依靠免稅出口換取貨幣和銅等貴金屬，繼續投入再發展。
而齊國經濟學派則過於看重消費的反促進作用，對於調控政策也是寄希望於看不到的手進行再平衡。
對於投資和出口的問題看得並不重要，並且官山海政策主要是利用國君對於山海的所有權，收取的本質上仍舊是地租。「國軌」獲利的大部分手段，實際上不是地租就是利息，看上去很美好，但實行起來必然會導致大問題，類似於後世出了大亂子的「青苗法」，而齊國學派的內核也正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這個問題也算是齊國經濟學派和墨家經濟學派的一大分歧。
比如在《節葬》、《節用》的這個問題上，墨家的想法是薄葬，積累資本再投資生產，使得馬匹牛羊布匹糧食乃至人口在二十年內都能翻倍。利用土改手段，使得在泗上內部沒有大貴族，而將再生產的產品投入到外部市場，不斷侵蝕天下。
但齊國經濟學派則認為「重送葬以起身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此謂眾約。巨瘞堷，所以使貧民也；美壟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瘞藏。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