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分之後，在戰國日漸衰弱，其根本就是因為那些學說違背了時代「集權」的主流，也難以做到富國、強軍。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學說融合之前，作為「巫史」傳承中「巫」的那一派，他們缺乏在戰國解釋君權合法性的理論：正統的儒學，可以把現在諸大國的諸侯全都打成亂臣賊子。

沒有神權解釋權、不能解釋戰國君主合法性的巫，便無用。

楊朱學派曾和墨家為天下顯學，後來都消失殆盡甚至沒有留下只言片語，源於楊朱「無君」的那一套無政府主義和人文啟蒙；而墨家則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約也」、「人無分老幼貴賤盡皆平等」、「誅不義之君人人有責」之類的內容。

管子學派既要講「富國」、「強軍」，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會基礎弄出新的軍制，在軍制的問題上，則是沿用了過去的經驗。

在管子學派的「富國」之說後，軍制仍舊是封建義務兵制為主流。

而封建義務兵為主流，就必須要做到穩定。

如何穩定，那就要在發展工商業的同時，做到「民不變業」，也就是說，農夫的兒子還是農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這和管子學派的「富國」理論，其實並不是相悖的。

「民不變業」意味著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但這個「富國」的國，不是國民財富的總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國」的財富。

國富而軍不強，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們也只能在自己的國富理論上，違背自己國富理論的內容，融合過去的經驗弄出一個半新半舊的軍制。

民不變業，是為了軍制，也是為了國家的穩定。

那么，宋國的經驗就不可能全用，因為宋國那里的經驗，是「允許遷徙到泗上」和「勵民變業」……甚至於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變業」。

田和明白，齊國現在沒有管仲，也沒有一個人可以面對大量的農夫被驅趕出土地的混亂局面，一個都沒有，那些貴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舊時代的經驗，卻缺乏新時代的理論。

如此一來，在「民不變業」的基礎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於在這次政變之前，田和想到的辦法，竟然是逆時代而動。

在全天下「開阡陌、破井田」、「分之於民」、「授田私有」為主流變革趨勢的情況下，田和針對齊國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卻是「逆而為之」。

為了拉攏貴族，為了維系軍制，以及為了能夠使用管子學派的富國手段，田和考慮的齊國之路，是這樣的：

承認貴族的封地，並且承認貴族對於封地上的農夫的支配權，利用現在臨淄和泗上工商業發展急需糧食和原材料、並且大為有利可圖的前提下，給予貴族足夠的利益。

這樣一來，貴族可以繼續使用勞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農夫份田的基礎下，擴大經營的土地范圍，使用無償的勞動力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獲得足夠的金錢利益。

再先給一個甜棗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貴族的稅：因為貴族可以全權地控制封地上的農夫，並且在工商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下有利可圖，那么他們就會有錢。

征收貴族的稅，用以建立一支類似於泗上墨家的義師那樣的常備軍，這支常備軍歸屬於國君所有，但是軍官仍舊由貴族擔任，只不過不再需要貴族的私兵為主，逐漸過渡到國君依靠「官山海」和「國軌」以及「貴族軍賦」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貴族封建義務兵的常備軍。

這兩個想法的前提，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於泗上和臨淄地區工商業的發展使得糧食和農產品有利可圖、可以作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於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齊國貴族封地內的農夫再度農奴化，以此對貴族妥協、同時從貴族手里征稅以建立常備軍。

同時，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閥，使他們和國君站在同一陣線。

比如管子學派認為，冶煉和鹽這樣的行業，國家自己管太麻煩，不如在君主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貴族，開辦鹽場、冶煉行業等，直接分紅。

如此一來，齊國已經有所起色的大工商業富豪，便可以和齊國的君主綁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財閥，同時財閥又必須依靠君主的執政，各取所需。

這個政策與前兩條相配合，又可以保證勞動力的充足：貴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農夫的權力，那么假使這個貴族決定搞鹽業或者冶鐵業，那么大可以將封地上的農夫強制進行勞作，以解決勞動力的問題：泗上的解決方式，是讓宋國沿河一代的貴族經營封地、驅趕鐵器牛耕下的農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覺得這太麻煩，直接讓貴族支配農夫，強制讓農夫將「公田」的封建義務弄到鹽場里和礦山里不就完事了？

對於那些已經發達了大工商業者除了要扶植之外，還可以用「賣官鬻爵」的手段充實府庫。

比如「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虛爵而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集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

就好比有一個善於經營冶鐵或者制鹽的大商人，這個人本來就很有錢，而且還有足夠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產業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虛爵而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