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代齊的田氏，田和知道貴族的種種手段。

二十年前他不是國君，而是整個齊國最大的貴族，所以貴族的那點小手段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是底層出身起義上台的農夫，所以他未必知道底層想要什么，但一定知道貴族們想要什么、反對什么。

為了鼓勵貴族們發展工商業，或者說為了防止貴族們和他們家族當年一樣積累勢力，他還要制定以下的政策。

其一便是統一度量衡。

田氏起家，靠的就是度量衡的不統一以招攬民心，荒年的時候用大斗出借，小斗問還，從而合法合理地利用度量衡的不統一，鑽了空子打了擦邊球。

這一點他不是針對於工商業的發展想到的，他只是基於自己家族的發家史想到的。

當然，這一點田和覺得也可以促進齊國工商業的發展，並且有利於他征收賦稅。

其次，便是公開允許貴族開辦冶煉金屬等行業，但是一定要申明公開，否則一旦查處到不申明卻悄悄開辦的，立刻除以重罰甚至削去封地。

這個行業，也是各個貴族發家致富的好東西，田氏發家的時候，就有開采黃金和銅的行為。

既然這是貴族們都做的事，那他不妨允許貴族這樣做，只要繳納足夠的稅就可以。

人手不足？封地上的農夫歸貴族支配，你們願意做就做。如果民怨沸騰，那可以殺雞儆猴，減緩民眾的恨意，同時還被民眾稱作仁義之君。

技術不足？允許工商業者開辦，並且可以給予工商業者扶植，只要請求，甚至可以允許貴族將封地上的農夫出讓給工商業者，使他們謀利。

資金不夠？「國軌」和官山海政策之下充實的國庫，可以給予貸款和扶植。

甚至於一些春秋時代流傳下來的「官辦」手工業，都可以轉讓給一些想要扶植的豪商。

春秋時代，各國的手工業都是官辦為主，隨著時代的發展才出現了大量的私營手工業。

但是齊國的經濟學派認為，在現在「民思變業」的前提下，再用官營的手段繼續束縛那些「百工」身份的人做事，他們會心懷怨恨。

再比如開辦礦山，如果直接征召農夫服勞役，民眾聚在一起就容易鬧事，而且打仗的時候這些農夫必然心懷怨恨，可能倒戈。

既然這樣，不如將一些官辦手工業轉交給私人——至於什么樣的人有資格得到這些產業，那自然是支持齊國經濟學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這么搞能夠得到利益的人。

這樣一來，便可以使豪商經營原本官辦的手工業，商人求利，所以他們會想辦法榨取利益，而國君只需要收稅就足夠了。

而且諸如開辦礦山之類的工業，讓豪商們參與進來，組織由他們組織、出事由他們負責、農夫怨恨也可以適當地殺一批，而農夫也不會怨恨到國君的頭上。

作為國君，只需要「十取其三」，獲得足夠的利益充實府庫、征召士卒即可。

而且還可以極大地促進齊國的經濟發展，使得手工業發展起來，手工業的發展才能夠使得「卒有甲胄、士有戎車」，也為組建一支類似於泗上墨家或者西河武卒的常備軍做物質基礎。

如此這般，既可以防備貴族和商人，同時又能讓商人和小貴族們依附於國君。

在外部「開阡陌」的浪潮之下，齊國的貴族們反而得到了支配封地農夫的權力，這使得他們必然緊密團結在齊侯的周圍，維系他們的利益。

在貴族高貴而商人賤人的背景下，又扶植一些家族依附國君形成大型的手工業、又允許貴族將封地上的農夫送入手工業勞作的方式，既解決了「民皆變業」的問題，又使得這些扶植起來的豪商必須支持君主，否則他們的利益就要被貴族掠奪。

而且，這樣的扶植，還可以使得齊國本地的豪商和泗上墨家決裂，泗上墨家的商業必然會損耗這些被扶植的豪商的利益，他們如果無法在商品貿易上戰勝泗上墨家那邊的商人，就必須依靠齊侯的權力在國內獲得特權以獲勝。

在解決了貴族、豪商、軍制、稅收等問題後，就要做下一步加強君主集權的打算。

當年觀眾的改革，是在分封制的基礎上的改革，在不觸動分封制的前提下，將全國分為十五個男爵領和六個工商業城市——十五個農業區需要提供兵員、六個工商業城市只需要納稅提供少量的兵員——那么管仲的想法就是：分封制為前提，那么君主只需要拿到五個男爵領和六個工商業城市，那就可以對其余貴族形成碾壓的力量。

如今管仲的改革成果早已經破壞，時代證明這樣的手段可以使得齊桓稱霸，卻不足以應對現在的天下局面。

所以，田和設想，要加強集權，形成一套君主直轄的行政手段。

田和設想，將整個齊國的國土分為五都。

臨淄居中。

莒地作為對墨家的東部前線。

即墨作為膠東後方。

高唐作為對燕、趙方向的前線。

平陰作為對魏、魯、和南下泗上的前線。

這五都設立名為「都大夫」的總督，掌管軍政大權。

都大夫不是分封的大夫，不是上卿、上大夫這樣的爵號，而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類似於楚國的「公」，但又不可以世襲。

都大夫的人選，由國君親自選定，而且當然從貴族中選拔。

都大夫在「五都」沒有封地，他們作為「大夫」有封地，但是作為「都大夫」沒有額外的封地，使得他們必須聽命於君主。

都大夫之下，設立有其余的行政機構，但是不同於「大夫」，這些行政機構的人選，不是貴族的家臣和士，而是國君選派的貴族子弟或是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