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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在與東朝商務競爭之中虧蝕甚多。平心而論，實非東國商人奸狡如狐，蠻橫霸道，而在吾輩不自講求商務之精理所致。況外人商務競爭，瞬息萬變，刻不容緩，迫不容待，又如何能以一陂一障之抵力，當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故欲言競爭，當從商務下手，而這也是敝館開辦之緣由，即提倡商學、研究商情。陳師，這商務之精理，一言以蔽之，學而已矣。無學不足以言商，無學不足以言會。商務一道自古即被誤置之於士農工商之末，乃不知現今諸國均借此以應優勝劣敗之雄謨。」在費勁口舌將自己年輕時的授業恩師勸回去之後，黃伯超擦了擦額頭的汗，回到了大廳內。在這里，二十余位各個年紀都有的男人站在那兒，臉色都不是很好，有人的眼神還很迷茫，甚至還隱有一絲羞愧的情緒在內，這令黃伯超更是黯然。
「諸位，陳師所言固然不無道理，但如今世道變了，聖人之學也不應當一直不變，不然就是走了邪路成了邪教了。孔孟之學，本就包羅萬象，兼收並蓄，人人都應有自己的理解。值此世界大變之際，吾等若是仍然抱殘守缺，不思進取，豈不要令煌煌中華文明一起跟著陪葬？」黃伯超將眾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因此出言給大家大氣：「設想若是商業不昌，朝廷財計不足，則百官薪俸無法發放，幾十萬大軍軍餉無法滿足，槍炮甲杖等器具更是無從籌措，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吾等商院所學為中國素來未辦過之事，章程等件均是衡量國朝傳統、時局，且取外國已有之成績變通用之，斷不至於背上數典忘祖、不敬名教的黑鍋，諸君都是有志於新學的人才，還計較這點毀譽？」
黃伯超一番話說得眾人連連點頭，然後紛紛作鳥獸散，前往各自房間溫習功課了。
這里是裕大昌商院，是裕大昌布行東主黃伯超創辦的產業，主要是為了培養商學專門人才，以繁榮地方商業，促進生產力提升，進而提升整體國力。該商院教學用的教材全是黃伯超在寧波游學、經商期間搜集所得，其中也有許多是他自己領悟的道理，可以說是他經商半生以來的智慧結晶，傳授給別人也未嘗不可。
但問題出就出在此人大張旗鼓地辦了學校，然後大量印刷教材分發給學生學習，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力，這無疑捅了馬蜂窩了。要知道，在如今的大順，雖然思想文化領域正在進行著緩慢的變革，社會上的工場作坊也日漸增多，但真要從全局來看，其實還是舊思想、舊文人、舊秩序占了上風的，所謂的新學還是在政府部分官員的支持下頑強地生存發展，並未達到全社會認可的階段。因此，可想而知當黃伯超此人在巴陵縣城內開辦這所商院的時候，是引起了多少人的憤怒了！
裕大昌商院掛牌不過三天，就被一群讀書人堵了門，牌匾被砸不說，院子里的花盆、樹木、桌椅什么的也被毀壞得一塌糊塗。甚至到了當天晚上，還有人往商院的大門上潑糞，可見怨念之深。
大順朝廷的岳陽知府、巴陵縣令雖然都是同情新學的官員（不然也不會被派到這個堪稱鎖鑰之地的湖南門戶了），但他們作為一縣乃至一府的主官，自然要考慮到地方上的輿情，以及大量事務需要靠傳統士紳來幫助，因此無法以行政手段很明顯地保護黃伯超開辦的商院的安全。他們只能和稀泥，盡量讓人們將注意力轉向他處，不至於讓裕大昌商院被禍害得太厲害——沒辦法，即便在大順這種相對開明的地方，絕大多數百姓仍然是守舊的、保守的，尤其是在精英分子階層中，守舊分子的比例只會更高，這沒別的好的解決辦法，只能靠堅持文化改良運動，慢慢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們的觀念。
但在人們的觀念改變之前，毫無疑問，黃伯超和裕大昌商院本身都將背負很多人異樣的目光，成為很多人鄙視和唾棄的對象。但黃伯超是一個信念堅定的人，出生在南昌的他在青年時間被大哥趕出家門，然後帶著僅有的一點浮財到湖廣來投奔舅父，最終依靠批發棉布生意慢慢發家，成了湖廣一帶舉足輕重的大商人，裕大昌布行也成了長沙、衡陽、巴陵、武昌等地響當當的字號，生意極為興隆。
而在賺了許多錢之後，黃伯超現在有了更多的追求，即幫助這個社會培養更多的商學人才，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讓商學成為顯學之一，進而通過商業的發達來倒逼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與他持同樣想法的人不少，但多集中在錢庄、票號行業，那些商人在賺取了豐厚的利潤之後，反倒希望投資實業，興建生產各類物資的工場或作坊，與後世幾乎是截然相反的兩個趨勢。
究其原因，大概與這會流行在大順境內的一些思潮有關。這些思潮很復雜，來源也很多樣，其中既有東岸知識、文化和思想的傳播促成，也有本地商人集團在政府更多的錢糧、物資的要求下刺激而成，當然更少不了覺醒後本地精英分子們的自發努力——他們對滿清這種異族政權固然很布滿，對經常居高臨下帶著一股優越感、指點感和施舍感的東岸人同樣不是十分滿意，因此知恥而後勇，努力奮發自強。
按照這些人的言論來說便是：「商學如果大興，不但兩湖川贛可以光固，亦可為吾同胞昌千古未有之盛業也。」只可惜這會大順境內的明白人還不夠多，應和這種思想的力量還不夠大，上至官紳軍將，下至黎民百姓，都只是渾渾噩噩地被動前行，民智未開，因此這種思想也只能在小范圍內傳播和接受，充其量只能是一種暴風雨來臨之前的某種躁動罷了。
黃伯超現在就是大順政權內的明白人。他在寧波地區游學、經商過好多年的時間，後來也去登萊生活過一年時間，直到南昌家中的老父去世，兄長繼承家產，斷了他在外游學的費用為止。從那時候起，黃伯超就開始在湖廣經營棉布生意，其間不斷地與官府打交道、與東岸人打交道，甚至還與明國商人、清國商人打交道，人生閱歷之豐富，是一般人所難以企及的。再加上他注重觀察，善於思考，因此就做出了這種驚人之舉。
黃伯超的裕大昌商院里如今有著兩位教習，都是從自己棉布行里抽調來的經驗豐富的掌櫃，教教這些粗通文墨的商人預備役們是綽綽有余了。因此，在與兩位教習交談了一番，得知商院運轉情況良好之後，黃伯超又匆匆離開了這里，乘坐馬車趕到了位於城內另一頭的布行內，處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務。
巴陵地處湘江與長江交匯處，交通便利，經濟發達，人口繁茂。上承接長江、漢水一帶的客商（好吧，因為戰爭，漢水一帶的生意已經廢掉一半以上了），下勾連中南地區的生意，正好處於大順國的中心地帶，附近又是有名的平原沃野、魚米之鄉，當真是想不富裕繁榮都很難啊，可以說部分取代了原本漢口的部分功能，完全可以稱為一個小號的「漢口鎮」。
別的不說，這東岸人運到大順轄區的貨物，一般會在兩個地方卸貨，其一是馬當要塞，這是東岸海軍直接控制的據點，對應的是大順江西行省，一應供應江西的軍需物資或生產設備，都在這里進行交割；其二便是巴陵縣了，東岸人的大船開到這里便不再繼續前進，而是選擇在巴陵縣碼頭卸貨，然後再由順國方面用自己的船只組織運輸。
因此，巴陵縣可以說是與順國與東岸進行貨物買賣的兩大據點之一，東岸人運來的戰馬、武器、甲具、機械、五金制品等在此交割給順國官府，換成現銀後又在當地商人處采購稻米、雜糧、葯材、生絲、茶葉、綢緞、桐油、豬鬃、鉛塊、棉紗及其他各色商品，不說全部花光，至少是大部花光的。從這里可以看出，大順朝廷在全國各處征收來的稅款在流入東岸人口袋轉了一圈後，其中大半又都被砸到了巴陵市場上，故無數的金錢在這里流通，巴陵縣的商業想不繁榮起來都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