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正如此刻正坐在膠州城內寫報告的憲兵官員們提到的，仆從軍第七師這兩千人嘩變的事情，已經給登萊的上層提了一個醒，那就是以後制定政策不要過於高高在上，要貼合實際，要接地氣。隊長、司令們制定政策總是從全盤考慮，動輒這樣那樣，很多時候往往損害了地方的利益。比如，當年掖縣的丁家三千人被裁撤，其中很多人被遷移到了南洋的文萊去定居，你以為這些人全部都願意么？再者，這些年登萊往外輸運了大量的糧食、牲畜及其他物資，用於支持寧波、廉梧和滿蒙等地打仗，你當登萊的百姓就願意么？本地人民給你繳納的稅款是讓你建設地方、鞏固國防的，結果你倒好，全拿去揮霍打仗了，這如何不讓人感到生氣？

總之，多年以來登萊除了當年大地震得到了外界的救援外，基本是處於被索求的狀態，沒有太多的好處。因此很多地方人士感到不滿，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不是一個個木偶傀儡，別人說什么就是什么，好像在玩游戲一樣。登萊全境基本都已結束軍管了，現在大家要求更多的東西了，希望開拓隊隊部在制定政策時，更多地將他們的意見納入進來，更多地考慮他們的尊嚴和訴求（不要再高高在上，不把人當人看了），否則日後像第七師這兩千人嘩變的事情，恐怕還會繼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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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就在登萊開拓隊因為仆從軍士兵嘩變而檢討政策的時候，寧波府定海港的一處私家花園內，一群商人也在集會商議。他們討論的主要是如何團結起來，共同向台灣銀行進行施壓，要求這家巨型壟斷企業下放權力，允許他們也可與外洋商人展開直接貿易。說白了，就是以前他們要賣貨給荷蘭人，必須先賣給台灣銀行，然後再由台灣銀行與外國商人進行結算，不但被壓了資金，同時也損失了不小的利潤空間，因此他們實在不想讓台灣銀行繼續扒皮了，想要自己單獨搞。

當然台灣銀行是什么樣的企業，他們也都很清楚。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想到聯合起來抱團，一起向台灣銀行進行交涉，這樣的話來自台灣銀行的沉重壓力也可由大伙一起分擔，那樣就輕松多了。

他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也是因為寧波承平多年，當初對他們生殺予奪、頤氣指使的統治者們現在漸漸與他們融為一體。更准確地說，是他們慢慢融入了東岸人的統治體系當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誰的侄子在警察局當干部，誰的兒子在縣政府上班，誰的親戚又在軍隊中當軍官等等，寧波中下層的很多職位，都已經被他們這些本地人給慢慢滲透了。即便本土挑選了很多兵團堡的學兵過來任職，但仍然遠遠不夠，更別說這些學兵一旦在當地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交際圈，那么本地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這里不是說本地化了的干部不好，事實上登萊、寧波的很多本地干部，至少在目前這個局勢下，還是願意聽從上頭的吩咐，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本地化干部與外來干部最重要的不同點就是，他們不願意為了取悅上司而干損害地方利益的事情，在執行政策時會更多地照顧本地，與外來空降干部完全是兩種風格。

寧波商人們這次集體商議貿易自主權的事情，其實不僅僅是對外貿易的事情了，同時也是寧波地方勢力對東岸統治勢力的一種試探。多年良好的對外貿易，給了寧波商人們充足的底氣（積累了大量資本），提升了他們的信心。很多人甚至覺得，他們辦繅絲廠、紡織廠、茶廠、碾米廠、榨油廠等等，不但生產出了大量的商品，還給政府創造了很多稅收，因此他們潛意識中覺得東岸統治階級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自主權，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政治地位，如此方才可以酬得他們的功勞。

以前這種試探條件還不成熟，也注定會沒什么結果。但現在情況和十幾二十年前可大不一樣了，他們的資本實力日漸雄厚，地方政府的職位被他們大量滲透，就連新軍里面都有一些他們的人。在這樣一種「大好局面」下，也是時候提一些權力分配建議出來了，而這無疑需要從對台灣銀行的貿易壟斷權開始試探底線。

而作為大型辛迪加企業，台灣銀行也不是沒聽到什么風聲。事實上他們消息還是很靈通的，在此之前數日就得到了有關這方面的消息。公司一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最終也僅僅是討論罷了，什么也沒發生——他們之所以到現在還沒跳出來反對，大概也是因為拿貨需要從這些寧波商人們手里拿，受制於人罷了。

這個事情，最終多半還是要靠妥協和談判來解決。寧波發展到如今這個地步，確實不能再無限制忽視本地商人、官員們的利益了。台灣銀行與這些新興勢力一起，將蛋糕做大做強，並重新分配其中的利益比例，似乎才是正確的做法。

當然商人們從來都是逐利之徒。政府和台灣銀行即便對他們做出一些讓步，但也要注意他們是否將限制出口的商品也偷偷賣掉了，這都是當年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政府提高了商人們的自由度和政治地位，但也要對他們加強監控，如此兩方面兼顧，寧波的社會秩序才能得到良好的維持，經濟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