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實際上，段雲之所以會給這個大衛托馬斯這么高的工資，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的履歷，大衛托馬斯絕不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人，而是一個有的自身履歷背景的政府說客。

和國內做生意需要和地方政府打好關系一樣，在美國也同樣有著這種情況，只不過相比於中國國內，美國的商業規則要更加透明化一些，只要你願意花錢，你甚至可以影響到美國政府的決策，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很常見的商業規則。

早二三十年前的時候，國商界和政界之間的關系還不像現在這么露骨，但最近是20年里，美國的頂尖富豪和商界精英已經深深的滲透到了美國政界的方方面面，他們可以花錢讓為自己代言的人競選議員甚至總統，而作為回報，在這些代言人競選成功之後，以後給這些知識競選的企業開綠燈，是你直接提供政府訂單。

所以這些年來，游說可以說是美國華盛頓一項巨大的新產業，游說者因其深厚的人脈關系和專業的決策能力影響著國會的政策，也幫助各種利益團體實現權力與利益的交換。

游說行為的出現與發展並不意味著在美投資的政治環境的惡化，相反，游說者大多是退休美國官員或是投行高管，既深諳行業情況又長袖善舞，他們其實能夠更高效的向決策者傳達優質建議，這在客觀上是為美國政治決策的制定消滅了信息不完善。

而缺乏對於游說的應用常常是一些國外知名企業在美國發展和並購失敗的原因之一。

早年歐洲和日本企業在進軍美國的過程中，因其外國背景對美國家安全的威脅多次被拒之門外，不僅是由於這些國外企業缺乏美國市場上的盟友，且沒有提供足夠清晰完整的公司信息，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些外國企業本身的企業文化有著一定的封閉性神秘性的缺陷，不善輿論公關，使得美國對這些境外的企業有了很重的猜疑心。

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這些外國企業不熟悉美國的政界的游戲規則，沒有重視游說的功效。

若想疏通美國政經層面的關系，外國企業作出的應對可以是培育自己的游說團隊，在這方面，日本和歐洲國家早在十幾年前就這么做了，尤其是日本，他們的公司高層顧問甚至是董事，都曾經是美國的資深政客，在這些顧問稅客權力的幫助之下，讓日本企業快速占據了美國市場，以至於在廣場協議之前，日本人甚至叫囂他們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最終引起了美國兩黨派的憤怒，用一紙協議「封印」了整個日本的經濟。

而最早進入美國市場的中國企業，也很快學會了入鄉隨俗，紛紛通過獵頭公司高薪聘請外國游說顧問。

前世的時候，中國企業有兩個成功的例子，在聯想並購ibm的pc業務一案的國家安全審查環節中，雙方傾盡全力投入到游說准備中。

在此期間，兩公司聘請了考克羅夫特——前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由他負責針對美國國家安全審查進行專門游說，因此得以順利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