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橋公路上，司令、軍長、師長追蹤打鬧。

一會兒整隊齊步走，一會兒從路邊撿根樹枝當紅旗或扛在肩上當槍，累了坐下聊天。海闊天空，歡聲笑語，看上去真有那么「無憂無慮」。

這跟帶嫌犯去指認現場差不多，要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

交警前後路口設置路障，機動車輛繞道而行。十幾個民警換上便衣，騎電瓶車或步行一路跟著，發現行人圍觀立即上前勸阻，幫他們「清場」。

三輛懸掛地方牌照的車，一輛負責指揮，一輛負責攝像錄音，韓博和周素英坐在中間的商務車上，負責觀察及「場外指導」。

曲聰開車，身邊沒外人。

老寧探頭看看前面的指揮車，嘀咕道「韓博，你是領導，你去bj見過大世面，你說我們公安這么混成現在這樣。案件正在偵查階段，家屬就開始告狀上-訪，搞得局領導焦頭爛額，搞得跟犯過多大錯誤似的。」

「不理解？」

「讓我怎么理解，想當年我們當派出所長時什么樣，說一不二！你最有發言權，你搞那么多次行動，打擊過多少人，說抓就抓，說罰就罰，他們也就是在背後叫你『韓打擊』，哪敢嘰嘰歪歪，哪敢到處告黑狀。」

當時經費緊張，不過當時公安比現在有威信。

現在人看見公安不怕，當時的人被公安找上門或被帶到派出所腿真會軟，不管有沒有犯事。

26案中的張興寶不是普通老百姓，不僅在市委小車班工作，退伍前甚至上過戰場打過仗，可一想到公安就怕，以至於隱瞞重要事實那么年，為自證清白甚至主動要求調入公安局。

犯罪分子擔心被公安嚴打，沒犯罪的人擔心蒙受不白之冤。換言之，當時群眾的那種怕，當時公安的威信，是建立在許多「不規范」基礎之上的。

「韓打擊」已成為歷史，現在不可能再出現，要是再涌現出一批「韓打擊」、「王打擊」、「李打擊」，那無疑是一種倒退。

「寧局，法律法規越來越健全，隨著法律知識的普及，群眾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連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都在增強。司法機關在辦理具體案件中，也越來越注重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我們不能再跟以前一樣，必須與時俱進。」

韓博遙望著跟小單玩得正歡的張大勇，不無感慨地說「以前怎么破案的，有口供就能破案。唯口供破案還是破案么，刑-訊-逼-供與犯罪何異？所以原先那種等待審訊結果，再去外圍印證的做法必須轉變。」

「零口供辦案，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不能因為難而不去做。」

正准備跟老朋友推心置腹談談，手機突然響了，馮進程打來的。

「韓支隊，嫌犯親屬果然作了偽證，在鐵的事實面前，張大勇父母承認鐵錘是他們家的，承認之前沒說實話。但依然堅稱張大勇不可能殺人，說什么錘子已經不見很久了，肯定是別人偷走殺人，然後栽贓嫁禍的。」

意料之中的事，不過他們的心情可以理解。

韓博掛斷手機，周素英突然道「韓支隊，案件查到這份上似乎已經水落石出，但就像你剛才說的，我們不能憑口供或其它單一的證據就認定張大勇殺人。」

來安樂做什么的，現在又是在干什么，答案只有一個，是在想方設法證明「武瘋子」殺人。

不能先入為主，不能犯旬麗案專案組當年的錯誤。

韓博沉思了片刻，抬頭道「楊二根確實無意中教唆過，案發前三天，被害人開車時也可能濺過張大勇一身水。但這不能作為殺人動機，因為時隔三天是一個重大疑。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精神病人，存在智力障礙的精神病人，要報復早報復了，不可能等三天，更不可能精心策劃，不能有預謀地去殺人。」

周素英頭，一起分析道「昨天的許多事他今天都想不起來，三天時間對我們來說很短，對他來說既短也漫長，有可能記仇。同樣可能遺忘。」

「也不能排除無意中遇到被害人，想起被害人濺過他一身水，腦子一熱，把被害人當成『資本家』消滅的可能性。」

「有這個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政委，什么意思？」

「他具有一定暴力傾向，也確實毀過物傷過人，但那是在發病期，且殺人對他來說不是一件容易事。」

老寧反應過來，一臉驚詫地問「周政委，你是說他現在沒犯病，他現在很正常？」

「昨天不敢確定，現在可確定他不在發病期。從案件材料、看守所同志介紹和昨晚走訪詢問情況看，他這一個多月病情還是比較穩定的，神智相對清晰，有一定自控力。」

「難道真有人栽贓嫁禍？」

「精神病不是其它病，精神科醫生全靠經驗分析或排除，說白了就是猜的。」案件不清，事實不明，這個精神鑒定周素英不打算作。

他們絞盡腦汁分析案情，張大勇突然想起一個地方，指著路南一條小河邊的閘口興高采烈「司令，軍火庫，軍火庫！」

閘口邊有一個小平房，平房上一台變壓器，平房下面一條水渠，變壓器上沒電線，水渠周圍雜草叢生，應該是一處廢棄很久的防汛抗旱設施。

「出發，去軍火庫。」

來了當然要去看看，小丁大手揮，端著樹枝做的槍，戴著「電報機」，率領軍長、師長沖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