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英國政府的行政效率已經不如從前高了，這也正常，因為議會中的斗爭比以前要更激烈了。在以前，一國議會中主要是托利黨和輝格黨的兩伙人斗來斗去的，而且自從喬治三世國王登基之後，托利黨便漸漸地在議會中占據了風。從而保證了政府的政策能迅地得到通過和執行。

但是最近，這種局面卻一下子改變了，原本占據了明顯風的托利黨生了分裂，整個議會就變成了托利黨、新托利黨和輝格黨的三國演義。三派的家伙們在各種各樣的事情都不停地互相扯後腿，弄得政府的一些法案，要在議會中獲得通過，甚至於政府要制定出某些法案都變得比以前慢多了。

但是在恢復倫敦的秩序的問題，三方幾乎都沒進行多少溝通，僅僅用了不過半個小時，就迅的三讀通過的政府提出的《治安條例》，並恢復了古老的《流浪漢法》的效力。

依照古老的《流浪漢法》，無所事事的東游西盪，不事產業的行為，被定義為犯罪行為。失業者或者無業者被定義為「犯罪分子」。警察可以在街隨意地將這些「犯罪分子」抓起來，塞進監獄。

當然監獄的容量並不足以裝下這么多的「犯罪分子」，所以《流浪漢法》仁慈的給了這些罪人悔改的機會：他們在第一次因為「犯罪」而被捕後，將不會被太嚴厲的懲治。只會被打兩鞭子，留下記錄，然後就會被釋放。

但是如果「犯罪分子」好逸惡勞，屢教不敢，那懲罰就會變得更加的嚴厲起來。在因為「犯罪」而被鞭打三天之後，如果這個「罪犯」再次因為同樣的罪行而被捕，那他就會被判處苦役。

當然，大不列顛的法律是非常仁慈的，苦役的目的並不是讓他受苦，而是希望他能在勞動中改正自己好逸惡勞的壞毛病，是為了治病救人。當然考慮到好逸惡勞的毛病一般都很難改，也很容易復，就像某些網文作者的斷更和爛尾一樣。所以一般也的確需要更長的刑期來鞏固療效，就像某些網文作者也需要小黑屋或者14天隔離一樣。

這些被判苦役的犯人，在事實也就成為了所謂的「公有奴隸」。從某種意義來說，「公有奴隸」的處境是非常糟糕的，要比「私有奴隸」糟糕得多。因為「私有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奴隸主一般來說總是不希望自己的財產遭遇不必要的損失的，所以會盡可能的避免一下子把自己的奴隸用壞了的。

但是「公有奴隸」就不一樣了，他是「公有財產」因而實際並不是任何一個人的財產，如果他的勞動也能屬於公有倒也罷了，如果他的勞動屬於某個人，那就不一樣了，那個人就自然會傾向於以最大的強度來使用這種工具。反正把工具用壞了，也不是他的損失。

被判苦役的犯人，往往會被出租給一些礦山之類的企業，雖然政府也規定了損失的賠償金（這個是賠給政府的，不是給工具，或者說「公用奴隸」的家屬的），但是對政府來說，這些「公有奴隸」來的容易，幾乎是無本的買賣，所以他們要求的賠償金也不太高，這樣一來，這些「公有奴隸」的處境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從某種意義來說，這種制度，依舊是一種仁政。因為即使是「公有奴隸」，雖然處境遠遠比不北美的那些摘棉花的，休息的時候還有西瓜吃的黑奴，但在處境也不是最為悲慘的，因為有一種奴隸的處境，甚至比他們更為糟糕。這種處境最為悲慘的奴隸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叫做「自由工人」。

這種名為「自由工人」的奴隸，他不是任何一個主人的奴隸，也不是國家的奴隸，所以沒有任何人需要愛惜他。對於任何一個租用他的企業主來說，最有利的事情，就是以最大強度來使用他。如果現因為過度使用，導致他可能接近要損壞了，那么為了避免風險，那些工廠主自然不會再租用他了。畢竟，自由貿易嘛，大家都有選擇的自由。於是那些出現了一定的結構損壞的，勞動能力下降了的名為「自由工人」的奴隸就只有自由地餓死了。相形之下，「公有奴隸」至少還有口牢房吃呢。這也是蘇比為什么寧可去布萊克韋爾島也不肯去當個「自由工人」的重要原因。

如果怙惡不悛的「犯罪分子」依舊不肯悔改，在出獄後，再次走游手好閑，好逸惡勞的生活，那么依照法律，就可以把他掛起來了。不過，大不列顛的改造的成效是很明顯的，絕大部分的「犯罪分子」都不會再次犯下這樣的「罪行」，因為大部分的「罪人」，在經過改造之後，都成功地蒙主召喚了。

當然原本的「流浪漢法」面最後的處置措施還是太嚴厲了一點，所以，如今阿丁頓政府對此做了一些修改，將絞刑改成了流放反正大不列顛的屬地多的就是。

在這個決定作出之後，英國的國家機器立刻高效的運轉了起來，大批的罪犯被抓進了監獄，然後大批的「公有奴隸」被送往各個煤礦、鐵礦，以及其他的高危行業。

喬治正在大街走著，一個警察突然攔住了他。

「你是干什么的？有工作嗎？」那個警察問他道，同時將手放在了插在腰間的手槍的槍柄。

「警官，我有工作。我是安迪機械廠的工人，您看，我這里有工廠的工作證。」

喬治一邊說，一邊將一張小卡片遞給那個警察。那個警察接過卡片，看了一眼，便將卡片丟還給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