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時擔任國軍某團管區司令的李邵良回憶，每征一兵他克扣1.2元，剩下o.8元作為基本開支，每月至少有3ooo元收入，但這些錢需要跟接兵官三七分成。他自稱這種克扣法非常良心，拿得不多，還沒黑安家費。

河南那邊就更無恥

水銀是日本制造軍火的緊缺物資，中國政府因此禁止水銀出口。為了得到水銀，河南的軍官就利用送壯丁參軍的機會，讓壯丁挑運物資到重慶換水銀，再由送兵干部帶著水銀回河南，經常是以5o%的新兵死亡率換來一點水銀賣給日本人。

到了1943年，國府頒布《新兵役法》，把學生也納入義務兵役范疇。

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財政部長孔祥熙想出個好辦法，適齡青年可向政府交納35oo元錢，即能推遲一年服兵役。當時全國約有適齡青年4ooo萬，他們覺得至少有3ooo萬人願意出錢，這樣孔祥熙每年就有幾十億元預算收入，何應欽也有了1ooo萬特征入伍的兵源。

那時的法幣還沒徹底成為廢紙，35oo元按市價可折算為25o美元，除了家境富裕者誰交得起？

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真實背景。

在返家的路上，李宗吾說：「隔我隱居的地方不遠，有戶人家在前幾年大旱的時候，七口人死得只剩下兩口。去年底就被當壯丁抓走一個，家里頭只剩個瞎眼的老太婆，造孽得很！」

南懷瑾問：「那老太婆怎么樣了？」

李宗吾說：「死了。鄰里鄉親都不富裕，每家勻點吃的給她過日子，她過年的時候想不通就上吊了。」

錢吉憤懣道：「怎么能這樣？按照兵役法，獨子是不用服兵役的！」

李宗吾冷笑道：「當官的為了立功，一個個積極得很。兵員不滿就抓壯丁，先抓叫花子流浪漢，再抓這種獨門單身漢，反正抓再多也不會惹麻煩。」

周赫煊沒有參與討論，他看到的資料比這更慘。因為194o年還算好的，到了1942年以後，國黨抓起壯丁來簡直無法無天壯丁一路死一路跑，缺額只能半路上補充，沿途看到有農民、商販、漁夫、纖夫……偏僻地方是見一個抓一個，就連老人和孩子也抓，甚至跑到茶館酒樓去抓廚師和茶倌（外地人）。

老百姓為了躲兵役，就裝瘋賣傻，甚至自殘，切手指、戳眼睛的不在少數。

不是百姓不愛國，而是新兵死亡率太高，還沒上戰場就有可能死上好幾成。

周赫煊也懶得給常凱申諫言，懶得反映這些糟糕情況。因為常凱申是知道實情的，但國府上下已經爛到根子里了，中央再三令五申也對此毫無辦法，中底層行政系統早就失控了，或者說從來都沒有效控制過。

只有哪里鬧出了民變，或者實在是吃相太難看，才會被老蔣抓典型狠狠懲治。對於富順縣這種程度的抓壯丁，老蔣不但不會懲處，反而會給縣長嘉獎令。

一直到回了家里，李宗吾還在牢騷：「現在不止是抓壯丁抓得厲害，賦稅也高得很。老百姓肚皮都填不飽，政府還號召為國勒緊褲腰帶，號召公務員和老百姓一日兩餐，說這些糧食能省下來打鬼子。打尼瑪個鬼子哦！這要是抗戰能夠勝利，以後肯定是共黨坐天下，不信我們就走著瞧。」

周赫煊笑道：「李兄，莫談國事，小心隔牆有耳。」

李宗吾滿不在乎：「他來抓我啊。我跟愛因斯坦同年，愛因斯坦都享譽全球了，我才享譽四川。老蔣要是來抓我，那我就又出名了，肯定能夠名滿全國！」

南懷瑾說：「周先生，你是有機會面見蔣總裁的，下次見到他的時候可以反映一下。」

「嗯，我會反映。」周赫煊不想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