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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李潼來到芙蓉園的時候，才發現這座皇苑已經改名為菡萏園。初時還有些不理解，但在略作思忖後才想起來，原來這是為了避他嫡母房氏之諱。房氏閨名芙蓉，所以行台有這樣的舉措。

避諱這種事情，分為國諱、家諱。國諱方面自不必說，比如貞觀末期將六部之一的民部改為戶部。還有李潼來到大唐後，還沒見到一個完整寫出的「治」字。不獨在世帝王要避諱，遇上武則天這種窮講究的，垂拱年間還將華州與華山改名，避她祖父武華之諱。

家諱方面那就復雜得多了，父母名諱、身為兒女是一定要避諱的。像李潼最開始這方面不怎么在意，與人交談常吐「賢」字，但在府佐們旁敲側擊的提醒下，已經好幾年嘴里都不能直言「賢」字。

哪怕他如今仍然歸籍他大爺李弘一支，但生父之諱還是不能免除，以至於行台佐員們無論當面言事還是文書傳遞，都要盡量避開幾個字眼，即便不得不寫，也要缺筆。

有關家諱方面的軼事，魏晉之際流傳不少，畢竟在那個門閥畸大的年代，維護一個家族的尊嚴體面就是家族成員最大的責任。

當然唐代也不是沒有，最著名的就莫過於英年早逝的李賀了。李賀的遭遇完全就是少年才高、鋒芒太露而遭群妒的典型。

雖然說唐代出仕不唯科舉，最終李賀也通過門蔭入仕，但仕途卻因此擱淺。畢竟他可沒有李德裕那樣一個出眾的家世，可以完全不理會乃至於不屑於科舉出身給仕途帶來的加持。

總之，避諱這種禮制引出的故事實在太多了，小到壞人前程，大到打擊異己。到了清朝蠻夷入主，則更成為統治者打壓知識群體的主要手段之一，因避諱而引發的文字獄便有多樁。

至於行台將芙蓉園改名的舉動，這就是可有可無。畢竟眼下房氏作為潞王太妃，本身也沒達到國諱的程度。家諱的話，則更多還是對自我的約束，比如杜甫終生不詠海棠詩。

李潼自己對於避諱之類敏感度不高，但行台連這種細節都考慮到，只能說眼下的行台諸事的確是上了正軌，甚至就連雍王在言行上一些不拘小節的地方，都有專人察遺補漏，避免被人吹毛求疵。

芙蓉園也好、菡萏園也罷，無非一個荷花池子。菡萏園內，鑿渠引曲江水再造大池，諸亭台樓宇都是傍池而建。與曲江池勾連的這一段渠道，便是對外開放的區域，至於再往里，則就禁絕閑雜人等出入了。

長安城東地勢，因有樂游原的緣故，本就北高南低，菡萏園中有樓高止數丈，但於此樓台之上，已經頗具鳥瞰視野，於此居高而坐，有四面春風徐徐而來，夾雜著桃李花香，近可欣賞桃李斗艷、錦綉成堆，向遠可望曲江池清波微瀾、岸邊游人如潮。

「舊年在事，輾轉江南，所見水汽糜爛、物性近淫，全然不如京中水木清華、恰到好處。人間妙境，殿下擁得，推給黎民共享，視野所及，俱是拳拳慕化之心啊！」

李千里雖然頗有衰老之態，但氣度仍是不俗，相攜登樓之後，落後雍王半身，憑欄望遠，指著曲江池周邊那些帳幕並游人們笑語說道。

聽到李千里這么說，李潼也只是一笑。他來到這個世界，游歷的地方雖然不少，但也只集中在黃河一線。行途所見，講到自然風光的話，那自然是各有千秋。但如果說人文與自然搭配最為和諧的，首推還是神都洛陽。

長安城格局如此，無論繁榮與否，給人的感覺都略顯嚴肅，並沒有洛陽那種因地制宜的隨和親近。講到宜居性，長安跟洛陽更是沒有太大的可比性。這倒也不是踩一捧一，畢竟長安在國家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並不體現在居住條件上。

「宗親宦游經年，如今終得歸鄉。我幸承天命，守治此方故業，唯盼勤於人事、守於周全，勿使風物衰損，無負人所寄望。」

扶欄眺望片刻，李潼拉著李千里返回閣內坐定，並笑語道：「皇命雖不以折抑人情為使，但敕命所加，終究各不自由。如今幸會於京內，慰於別情，案牘瑣事且置一邊，宗家小子身懷仰慕，當與王暢論情誼。」

李千里今次所領使命不無尷尬，所以李潼也就先定下一個基調，咱們談感情、不聊錢。如果李千里識趣，那自然是他宗家長輩、座中貴賓。如果這家伙不識趣，那也就無謂浪費感情，自跟行台下僚扯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