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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對單於都護府軍事動向不作細究，自然有其原因。因為單於都護府鎮守使楊玄基之所以率部離開雲中防區而進入幽州境內，正是出於皇帝的授意。

神都革命以來，朝廷內政方面幾番興廢，外事方面同樣如此。只不過由於陝西道大行台於軍事外圖方面動作太大，使得朝廷在邊務方面的調整相對就不怎么顯眼。

此前李昭德主持朝政，在漠南等邊境諸州布置重兵，雖然沒有什么實際的戰事發生。但僅僅只是維持這樣的駐軍規模，已經給河北諸州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畢竟大軍強使於外，資糧窮耗於內，諸州士民因此受累不淺。

所以當李昭德被罷相之後，有關邊務經營的調整也是朝廷經年討論的一個問題。有那么一段時間，狄仁傑所持休戈養生之論成為朝堂主流。但皇帝包括一些大臣都覺得這樣的政策略顯矯枉過正，特別在行台武備勤修的情況下，完全放棄軍事上的鋪陳等於將未來局勢走向的主動權拱手讓給陝西道大行台。

後續一系列的紛爭中，狄仁傑也逐漸的被邊緣化。之後朝廷選取干員分任諸州，主要方向就在於河北諸州。這些外授刺史們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還有一個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興作團練，以作為朝廷在河北的武備基礎。

這一政策的核心雖然重點還著眼於跟陝西道大行台之間的東西對抗，但也是結合了朝廷當下的邊患形勢。突厥骨篤祿兄弟復國起來，便成為北面最大的邊患問題。武周年間薛懷義幾次北征突厥，勞民傷財不說，戰果也是有限。

隨著北方羈縻秩序的破壞與突厥復國勢力的發展壯大，如今朝廷再用兵於漠南，已經沒有了貞觀、永徽以來的那種主動權，很難再一軍出征便一勞永逸。

大唐立國以來，河北之地的民情民心便是歷代當權者一塊心病。早在武德年間，高祖李淵甚至還打算將河北生民遷入太行山以東、放棄對此地的長久經營。這當然只是一時窮困之計，隨著大唐一統天下的大勢越來越明顯，這種議論自然也就不再提及。

但哪怕以開明而著稱的貞觀年間，對河北人也都是警惕有加，太宗素來輕慢山東人士也並非什么秘密。包括高宗皇帝雖然借重一部分山東世族之力以擺脫關隴，但仍明令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配，並放任其寵臣李敬玄等與大族合籍，穢其門第。

皇帝李旦雖然當朝履極，但朝政始終混亂不堪，以至於神都朝廷大而無當，軍政諸事處理起來反而不及陝西道大行台靈活且有效率。

迫於行台施給的壓力，皇帝著令河北諸州各設團練，以期達到一個藏甲於州縣的效果。但是對河北士民的警惕這一條創業以來的祖宗法制也不敢肆意逾越，再加上眾多關隴時流充斥於朝中勢位，對於河北士民也是既用且防。

這反映在實際的操作中，就是以幽州總領河北尤其是北部州縣的團練事宜，並以國丈、莘國公竇孝諶為幽州都督而總領軍務。

但河北本身經營多年也自有有其一套秩序，貿然作此改變，勢必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協調，這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東夷都護府的歸屬問題。

高宗年間東征高句麗，除了徹底攻滅了高句麗這一東北悍敵之外，也將東北諸夷部進行了一番比較系統的整理，並設置了許多羈縻州府，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東夷都護府。

在竇孝諶外任之前，東夷都護為營州都督兼領。但現在朝廷卻將這一官職劃給了幽州都督，自然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人事糾紛。

竇孝諶在入州之後，便上奏朝廷營州都督趙文翙驕橫難制、不從管束，甚至不准東夷諸胡前來幽州拜見新任的官長。

對於這一點，皇帝李旦也是煩躁不已。一方面竇孝諶既然已經入州就職，縱有一些人事上的摩擦，那也都是職責之內需要處理，凡有糾紛、動輒上奏朝廷，那朝廷使你何用？

另一方面幽州與營州之間的摩擦，使得幽州作為河北道北部軍政中心的地位遲遲不能確立起來，這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對整個河北道的領掌經略。

營州都督趙文翙，也是久營邊務的老臣，一旦貿然撤換，朝廷還沒有合適的人選。而且就算撤掉了趙文翙，按照竇孝諶稍遇難題便上報朝廷的作風，也未必就能短時間內完全懾服東胡諸酋。

所以在經過一番權衡後，皇帝才決定將單於都護府大軍調往幽州，為竇孝諶壯勢，同時也是向諸邊胡宣揚朝廷將要重新整頓此邊秩序的決心，以強大軍勢震懾內外悍員。

在做出這一決定的時候，李旦也的確沒有把突厥默啜這一因素加以正視。一則默啜大敗於河曲，短期內應該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二則幽州本來就是領控北方邊務的一個重鎮進行經營，單於都護府大軍入境之後，可以讓這進程加快。

皇帝甚至盤算著，如果幽州方面事務進展順利，明年便就可以從幽州出兵，發動一場針對漠南突厥勢力的掃盪。屆時朝廷也從河東道出兵，從南面與東面兩個方向進行圍剿打擊，即便不能全殲突厥，也能將突厥這些亡余勢力徹底掃出漠南。

一旦戰事進展順利，朝廷軍隊更加可以順勢接掌河曲防務，從關內道的北部對行台加以封鎖鉗制，從而一改此前朝廷在軍事方面始終落後於陝西道行台的現狀。

然而這一通計劃剛剛進行了一個開頭，便突然發生了這么大的變故。幽州方面還沒有梳理出一個頭緒，河東道北部便先被卷土重來的默啜闖了一個空門。

所以李旦下意識覺得，這件事陝西道行台難辭其咎，舊年河曲一戰，要么是虛報戰功、誇大事實，要么就是刻意縱容默啜逃往漠南，養寇自重！

但無論這些猜測成立於否，突厥南來的直接原因就是單於都護府防備空虛所導致的。這件事如果再追究下去，皇帝這一決策者首先是難辭其咎。

但就算是刻意不提，也只是掩耳盜鈴而已。如此大規模且大范圍的軍事調動，自然不可能僅僅只是決於兩三人，當時的決策議論可能都還收存在政事堂的《時政記》當中。

皇帝哪怕再怎么厚臉皮，也不能承認是為了給他老丈人撐腰才調走單於都護府駐軍，從而給了默啜興兵南來提供機會。

關於如何反攻突厥此次入寇，其實難度並不大，但關鍵是要快。突厥此次入寇，是先襲雲州的單於都護府並於彼境取得甲馬器杖，又意外捕獲了留駐城中的監察御史孫彥高，在孫彥高的帶領下繞過朔州重防幾城，進入嵐州境內進行掃盪。

但是在入攻忻州州城的時候，忻州司馬張九節緊急招聚州境團練並胡部城傍，於定襄城附近擊走突厥賊軍，使得州城無失。

由此可見，突厥此番南寇，勢力不算極強，繞走堅城，又被州境團練擊退。所以唯今之計，是盡快發兵出擊，壓縮突厥賊軍的活動空間，不讓賊軍掃盪范圍繼續擴大，尤其是不能讓突厥賊軍進入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