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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李潼抵達應天門城樓上時，向下俯瞰便見到應天門外人頭攢動、群臣班列整齊。而當群臣見到元嗣殿下出現在城樓上時，也都紛紛大禮見拜。
在群臣前班，諸宰相再拜而起，昂首望向城樓並大聲呼喊道：「向者國失所御、運程遭劫，內外憂恐，民不聊生。唯我元嗣歸國以來，始信天命未改，運數有歸！故謂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殿下之所應也！寶位不可虛在，元嗣應運而出，臣等頓首再拜，恭請元嗣早蒞寶位、興邦應聖！」
「臣等頓首，恭請元嗣早蒞寶位！」
宰相們喊話完畢後，群臣伏地再拜，一時間應天門前喊聲雷動，場面熱鬧無比。
這樣的場面，對任何人來說都有著一股莫大的吸引力，李潼自然也不例外。
他站在城樓上，感受著群臣扶策擁立的熱情，忍不住吸了一口氣，但在過了一會兒之後，還是示意中官喊話道：「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天命驗應，萬機彰瑞。邦家之逢短厄，政治偶有失守，靖國安邦，義不容辭。前者勤勉在事，先天下而後宗家，道之所指，濟之所行。今者內外悉定，黎元安生，唯我宗家尚荒於祀。唐家無負蒼生，亦請諸卿助我興祀，除此別無所求，諸事容後再議！」
大位已是一步之遙，但李潼還是強忍下這莫大的誘惑。正如他奶奶所言，他並非順取大位，所以越到這關鍵時刻，尤需注意細節。事情要做前後呼應，只有回到關中祭拜祖陵之後再正式登基，才能將他四叔一系帝傳法禮性降到最低。
當然群臣勸進也不是沒有意義，一方面自然是擺出一個特殊的場景、讓他能夠表達自己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那就是整合朝野人心，督促諸州盡快派遣朝集使入都，隨同西歸祭祀。
在中官將元嗣殿下的意願宣達數次之後，圍聚在應天門外的諸朝臣們才紛紛散去，各歸本署。這一次的勸進雖然只是一項面子工程，但也標志著接下來朝廷的用事重心要發生轉移。
此前朝廷一直忙於定亂復治，恢復民生並剿定各方的叛亂。隨著河北戰場上產生了重大的突破，內憂外患都被有序的解決掉，接下來自然是要專注於大位興繼的問題。
原本政事堂中只有一位宰相歐陽通負責相關的禮事籌備，在這一次應天門勸進結束之後，宰相李思訓也被加派了新的任務，以光祿勛而加任西歸知頓使，開始著手進行從洛陽返回長安這段路程上的人事安排。
與此同時，朝廷也將言路放開，以中書侍郎楊再思親自負責各方投書勸進的表章。御史台諸御史並集英館眾學士們，也幾乎都是一日一表的頻率向中書省投遞奏書，包括都畿士民也都廣泛的參與到這一項大事的討論中來。
在這一場輿論的造勢引導之中，兩京的文學之士可謂大放異彩。諸如張說、陳子昂等人的相關奏文也都盛傳士林坊間，張說等朝士奏書語氣還算比較緩和，無非盛贊元嗣殿下先國後家、大義凜然。但像陳子昂這種曾受挫於此前朝廷的文人，措辭用語那就尖銳得多了。
在陳子昂的筆下，已故相王可謂罪惡滿滿，兩次臨朝無告祖宗、以至於不能受到先王庇護、兩失其位，嫉賢妒能、防范宗藩尤甚敵國，任由突厥虐害國民。還有縱容外戚，所任非人，激化東北局勢，險使高宗朝以來的東征功業毀滅一空等等。
陳子昂這一篇措辭激烈的文章，就連李潼看了都感覺後背冒汗，原來他四叔犯下了這么多的罪惡，若非最後還有他能力挽天傾，恐怕已是國將不國。
當然文人一支筆，是非功過都有誇大，不以危言則不足驚眾，這種全面否定的文筆當然是略有偏頗的。但世人向來都以功過而論成敗，凡人與事如果一味的三七開、求公允的討論，也不利於輿論的統合。
起碼眼下的李潼是需要這種聲音，給世人營造一種前後優劣對比鮮明的觀念，所以還是授意將這一份奏文流傳出去。
這么做雖然有些不地道，欺負他四叔已經不能發聲，孤兒寡母形單勢孤，但李潼也並不怎么慚愧。
就憑他過去這段時間殫精竭慮的收拾他四叔留下的這幅爛攤子，就憑他四叔兩次登基都沒有給家國帶來什么貢獻，眼下犧牲一點身後名使得世道能夠更加順暢的向前發展，也算是不辜負兩次糊塗的經歷。
身為一個帝王，積極面對並且妥善處理錯綜復雜的家國大事，本來就是其不容推辭的責任與義務。兩度為君如果僅僅只是給人留下一個「這是一個好人」的單薄印象，那這一個皇帝也算是失職到了極點，畢竟治理國家可不只是與人為善、跟人做朋友那么簡單。
陳子昂這一篇奏書流出以後，在士林中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響。當然是有許多人都覺得對故相王的評價有些刻薄，但就算有人想發聲反對，筆力上已經不及陳子昂這樣的大文豪，更拿不出什么實際有力的證據去反對陳子昂書中各種論點。
畢竟這些事情都是實際發生的，只不過事情所發生的背景極為復雜。雖然陳子昂書中對故相王的決策影響作出了誇大，但故相王作為當時國事第一決策人，終究也是難辭其咎。
雖然有一些人出於對故相王的憐憫等感情，不太認可過於激烈的惡評。但絕大多數朝野時流也都深受惡政禍亂所害，對陳子昂的許多觀點都表示支持。
朝野之間圍繞於此的討論，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對故相王謚號的議論，以至於太常寺都提出「戾」字這樣的惡謚。不悔前過曰戾，故相王兩臨尊位，第一次垂拱而治、無所作為，第二次又縱容奸臣把持朝政，最終引禍於身，更連累家國，從這一點而言，「戾」字倒是能夠很好的評價其人一生。
但當太常寺將這謚號奏報上來的時候，李潼卻有一些猶豫。他縱容朝野輿情對故相王有所抨議，是為了統合當下的人心情勢，但謚號卻是需要流傳後世的。
以「戾」字作為他四叔的謚號，李潼還是覺得略顯刻薄。而且無論他四叔這個皇帝做得有多么不合格，終究也是他的宗家長輩，給此惡謚則就有些過猶不及了。
所以在稍作權衡之後，李潼便否定了這一謚號，責令禮官再作擬定。這一討論便直接討論到了九月，才終於確定下來一個謚號「愍」字。
雖然說討論故相王謚號的氛圍很熱鬧，但整個朝廷也不可能這么長時間一直都圍繞這么一件事情來運行。過去這段時間里，隨著河曲與河北兩場大勝的消息快速傳播，天下諸州府人事向洛陽匯聚的速度也是陡增。
整個天下州府三百余個，八月的時候抵達洛陽的諸州府朝集使不過只有六十多個，諸羈縻外藩使臣則就更少。
當然也不能說所有的州府都是存心拖延，不承認朝廷的權威，畢竟消息的傳遞以及人員的往來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過去這整個上半年里，兩京之間局勢變化實在是太快了，讓人目不暇接，甚至都遠遠超過了以朝局詭譎多變而著稱的武周時期。
但也不得不說，兩場戰事的勝利對於朝廷權威的重新建立是有著至關重要的左右。有的州府雖然早早派出了朝集使，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行程不快、滯留於途。
可是當朝廷接連戰勝外寇的消息沿驛路向四方傳播出去後，包括洛陽朝中百官於應天門已經開始勸進扶策，眾多滯留於道途的朝集使們便再也不敢拖延，不管有著怎樣的困擾，紛紛快馬加鞭、晝夜兼程的馳驛而行，務求要用最快的速度抵達都畿。
所以時入九月之後，諸州朝集使們幾乎盡數抵達了都畿，包括距離天中最為偏遠的西域以及交州等地。還有就是眾多的蕃胡使者們，甚至就連吐蕃都派出了使臣。
這當中值得一說的是吐蕃方面派來的使者分為兩路，其中一路是來自其王城邏娑城，另一路則來自於海西吐谷渾故王城伏俟城。
吐蕃王城使者自然是由其贊普派遣，雖然幾次大戰打下來，過往幾十年間，吐蕃與大唐之間的關系變得很緊張，但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