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初唐時期也有士子通過干謁權貴而希望獲得舉薦，但要么是直接奔著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縮短守選周期。好不容易登門造訪，獲得求告機會，卻僅僅只是希望獲得一個選人資格，這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諸如貞觀名相馬周，在獲得玄武門功臣常何的引薦後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賞，直接便入朝擔任官職了。

至於開元以後干謁之風大大盛行，原因則就是隨著皇權更加的集中，以及整體政治生態的改變，科舉之外的選士空間被大大壓縮了。

挽郎、齋郎雖然仍有選人資格，但卻每每輾轉下僚、不得升遷。南衙府兵制的崩潰，募兵彍騎代替了品子宿衛。

這樣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選人們紛紛擠到科舉中來，權貴們也越來越喜歡通過干涉科舉結果以彰顯其個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連權相楊國忠的兒子都投身科舉，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幫忙改成績。

干謁之風的盛行，其實就是對其他遭到壓縮的選士途徑的一種補償機制。這就造成了科舉喪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選人們質量參差不齊、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時期，科舉選人們更成了地方節度使的人才儲備庫，而干涉科舉也成了節度使們誇威於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針對科舉的改革，主要分為兩點。第一是對術科選人們的優待，不只名額大增，而且幾乎不設守選。第二就是糊名，讓科舉的選拔形式更加公平。

這兩項改變給當下政治格局所帶來的觸動，相對而言還是第一項更大。三項術科統共選募了四百多名新選人，雖然這一數量較之大唐內外官員的上萬規模仍然不算多，但這三項術科卻是常科，換言之每年都會進行考選。十年之後，便是數千選人。

這么多選人逐年遞增，而朝廷所能授予的官職則是有限的。無論是對守選周期的延長，還是對其他選士途徑的名額侵占，都是一個極大的壓力，值得深思。

對於這一點，李潼也是不失考慮。他也不想為了提拔寒門舉人，便讓國家政治機構陷入冗員低效的泥沼中，所以對於今年的這種招錄模式又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那就是恩科。

因為開元維新，所以朝廷恩開科舉，施以普錄。至於在接下來的科舉中，則就依照實際情況而有所改變。雖然他本質上就是在壓榨官員品子蒙蔭空間，但話總不能說得太明白。刀子還是要一刀一刀的割，能來軟的，不來硬的。

而且寒門中的人才，說實話也並沒有旺盛到逐年都可以如此大規模收割的程度。

否則李潼大可不必再推廣印刷與州縣小學，每年都有四五百個可用之才實現階級跨越、進入統治階級，在原本官僚系統不出現大規模減員的情況下、正常的新舊更替中，多大的疆域領土也夠用了，還不如把這一部分投入直接轉投到軍事建設里，開辟更加廣闊的疆土。

至於糊名制的普遍實施，本身引起的爭議並不大。第一自然是在整套典選系統中，科舉的重要性仍然不夠高，有銓選擋在前面。而且眼下的科舉，本來就是因為公平才在諸選禮中鶴立雞群，糊名只是將這公平性更加強化。

李潼本也不是順當繼位的守成之主，舊在西京行台與東都靖國時期也都是殺人如麻的狠貨，殺了這么多人，在一個初級的選禮中進行一些並不觸及根本的改革，若還掣肘無數、阻滯重重，那更談何根本的改革大計？那些時局中的幸存者們，也就太頭鐵了。

而且就算是朝廷進行了這種糊名改革，其實外州舉人們的成績仍然不夠理想。特別是在明經與進士兩科中，最終的選錄結果竟然與往年大同小異、相差不大。

這其實也很正常，倒也並不是說外州貢舉人們才能整體偏於平庸，而是所處的教育環境不如兩京這么優厚。大唐並沒有形成後世那種經學儒典相對固化的統一，因此學風如何對士人影響就更大。

不要說眼下這種中古時期，哪怕後世教育資源已經那么豐富，區域之間的差異仍然不小。這跟智商高低關系不大，只是環境給人帶來的影響具體體現。畢竟像張九齡那種從嶺南到長安、壓得兩京俊彥黯然失色的狠人實在不多，哪怕詩情出類拔萃的李白，盡管勤於干謁，仍然不敢輕入考場。

糊名與否，最後的結果竟然如此，這也說明起碼在此前，兩京權貴們即便對科舉有所干涉，也極為有限。他們更加感興趣的，還是銓選。

李潼通過對科舉諸科的結果總結經驗，心中也是頗生感慨，除了意識到要加強外州教化力度之外，對於兩京學術中心地位更加鞏固也是頗生高興，這能讓更多的外州才力涌入京畿。

不過很快他的好心情便被打破了，隆慶坊別業中突然傳遞消息：若再不歸，家恐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