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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會舉行的時間原本預計是半個月到兩旬之間，但是由於今年的世博會規模實在太大，加上隴邊商路的暢通，使得臨近收尾階段仍有大批的西域商賈們涌入長安參與盛會，以至於會期不得不再作延長。

時間就是金錢，在這一屆世博會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雖然世博會的會期延長，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總量卻並沒有大幅的增加。

如此就造成了許多後入場者為了獲取更多的商品，不得不加價訪購，為自己所錯過的時間付出更多的錢財。而商品的短缺，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貨膨脹的現象，從而衍生出類似期貨的交易模式，即就是買家先付出貨錢，賣方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提供足量的商品。

類似的期貨訂單，尤以諸官造工坊所面臨的最多。畢竟相對於民間諸工坊而言，還是官府信用度更高。

時間來到了十月末，終於在朝廷申令之下，各種買賣交易鎖定，這一場盛會宣告結束。不說坊間民眾們余興未已，參會的商賈們進行各種交易的收尾稱許，官府諸司也開始了新的忙碌，那就是各種財項的對簿審計。

隨著這項工作的展開，今屆世博會的盛況全貌也得以逐漸勾勒出來。在整個世博會過程中，單單價值超過十萬緡的大宗交易便超過了兩千多宗，所涉及的錢項總額更達到了三億七千萬緡之巨。

當然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復交易的現象存在，特別是在展會的後半程，眾多西域胡商的加入，讓一些此前已經完成交易的買主直接加價賣出，原地生財。

不過朝廷的稅率計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所以哪怕是重復的交易，稅錢是不能免除的。大唐商稅並不高，按照商品屬性的不同，分別在三十稅一到四十稅一之間。但即便如此，整場世博會下來，所抽取的稅錢便超過了一千萬緡。

但大唐的整體稅收還不止於此，如此驚人的商貿總量，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盡在長安消化，將會陸續輸送各方市場。

而在這運輸的過程中，地方官府橋梁關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稅，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賦稅呈報之中才能體現出來。因為商品運輸的路程並不確定，這一部分收入還不好估算，但一定會比世博會期間朝廷抽取的稅量更高。

當然世博會總體的收益也不止在於稅務，稅錢占比並不高，真正收入的大頭還在於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直接參與的交易。

諸官造工坊分布於內外州縣，各自也有相對獨立的核計系統，數據的匯總會有一定程度的滯後，但總量絕不低於一億緡。

當然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工力、管理等各項成本，剩余的才能入庫為安，但即便如此，效益也是驚人。

除了世博會所產生的利益之外，朝廷還有另一項極為可觀的收入，那就是飛錢的支兌。

此前數年，飛錢雖然已經盛行國中，但在遠疆異域認可度並不夠高。特別是盤踞青海的吐蕃讓西域商路大受影響，使得最值得推廣飛錢匯兌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飛錢反而不能盛行起來。

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戰，大唐一舉戰勝吐蕃，收復青海全境，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這自然加強了西域商賈們參與商貿的熱情。如此一來，飛錢的便利與優越性便凸顯了出來。

從青海大戰結束之後，設在安西四鎮與隴右的寶利行社分庫支兌飛錢的數額便激增，並在九、十月間達到一個頂峰。

西域商賈們自然沒有大量的錢帛入櫃兌換飛錢，為了爭搶時間，往往用金銀珠寶並西域時貨作為抵押，等於是直接與寶利行社進行交易。

七月之後，隴西並西域諸分設所開具的飛錢數額便超過了一億緡，所積攢的錢物價值則就更高出數成，這方面的利潤若全兌現出來，或許可能還要超過京中諸司的盈收。

諸種可期的回報匯總起來，達到了一個極為驚人的程度。須知就在九月秋貢入京之際，度支計量的整年財政盈收也不過才一千萬緡出頭。可僅僅只是一個月之後，內外府庫便將有超過十數倍的盈收將要涌入！

一時間整個朝廷內部也充滿了浮躁喜悅的氛圍，原本許多官員們聽多市中商賈豪擲重金、手筆驚人的故事，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失衡。可是現在再看朝廷的大數核計，才清楚風雲際會、誰是翹楚！

諸官造工坊的盈收，可以看做是朝廷數年來善修內政的成果展現，那世博會的規模激增以及隴邊並西域各種財利進項，則就統統都是收復青海所帶來的戰爭紅利了。

年初聖人要發動青海大戰時，已經是作勢經年，早在開元三年初便舉行驪山演武。但一直到了開元四年事到臨頭，為了避免朝堂上的紛爭反對，聖人還要與諸宰相們閉門決議，最終才得以出兵。

可是現在，戰爭所帶來的邊防環境的改變以及各種驚人的紅利擺在眼前，盡管各種數據還沒有一個准確的核算，但朝中輿論風向已經發生改變。

特別是一些少壯朝臣們，一個個打了雞血般紅著眼為朝廷挑選下一個討伐對象，各種相關奏書紛紛呈獻上來，大多勸諫朝廷不如趁著這一把氣勢，把仍然盤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

中下層官員們暢想著強軍暴兵、四處出擊、飛龍騎臉，而上層官員們則就在考慮一個更現實、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該要如何管理並監察如此驚人的財政變化。

大唐過往所施行的租庸調制以及各種雜稅課役，讓朝廷財政收入呈現多樣性，多數都不能以直接的錢帛體現出來，所以事務可以分在諸司，分權加以管理。

可是現在，商業上的收入以及商稅激增，已經遠遠超過了原本的稅收形式，舊有的行政格局已經不再適用，新的管理方式該要如何組建，也已經迫在眉睫。

其實有關吏治與朝廷行政格局的改變，早在九月初的時候，諸司官長們已經在參與討論。只是這個議題過於宏大，遲遲沒有達成一個定論，僅僅只集中在聖人與諸在朝重臣們聞知，並沒有廣泛的征求意見。

李潼比較屬意行政、財政與軍事和監察權諸種分立的模式，但並不意味著他就對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態度。或者說他本人也存在著眾多的疑慮，不清楚何種制度模式才最適應當下的開元新世。

講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說上幾句，或許褒貶不一。

但拋開各種刁鑽的角度不談，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變的集大成之作，匯總歷代前人智慧之結晶，足以為後世各類演變之參考，是華夏文明制度探索的豐碑，擁有著超越時代的智慧總結。

特別這當中分權與制衡、程序與責任，哪怕在後世民權增長的民主時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蘊含的博弈思維，對政府行政組織職權劃分與運作仍有極高的指導價值。

後世不乏好為人師者，以三省六部是為封建帝制服務、非為民主服務，從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揚某一制度優越性，這也是狗糧吃多昧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