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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會根據各自的經歷，對不同的地方懷有著特殊的情感。這份情感還不只是體現在情緒感受方面，甚至會直接影響到人的身體狀態。

比如太皇太後對洛陽的喜愛就遠遠超過了長安，原本在長安准備啟程時，太皇太後的身體狀況仍然很不佳，聖人甚至擔心她能不能撐得住長途遠行而猶豫該不該帶上太皇太後同行。

可是隨著正式踏上行途，太皇太後的精神狀態卻日漸好轉，特別在抵達洛陽、重新見到熟悉的人事風物後，太皇太後更是完全沒有了衰病模樣，精力也變得更旺盛起來。

不同於他奶奶對東都的別樣情感，李潼對洛陽其實沒有什么特別的喜愛。雖然理智上而言，河洛是較之關中更加適合作為大唐的統治中心，但在感情上來說，長安在李潼心中的分量仍然遠遠超過了洛陽。

實在是洛陽這座城市並沒有給李潼留下什么美好的體驗與回憶，最初來到這個世道的戰戰兢兢，同武氏諸王爭權奪勢的步步為營，以及靖國時期收拾他兩個活寶叔叔爛攤子的焦頭爛額。

雖然如今他已經是一言九鼎、大權在握的大唐皇帝，但這些過去的記憶在他腦海中卻並沒有遺忘掉，雖然平時並不會體現出來，但潛意識里對洛陽、特別是大內太初宮還是隱隱有所抵觸。

駕臨洛陽的時候，除了大朝會並其他一些盛大的禮事場合，他很少會留在太初宮，平常時節更樂意在上陽宮起居辦公。

或許未來當他年老志衰時，也會像他奶奶一樣沉湎於對舊時光的追憶，會特意抽出時間來去游覽他往年所居住的太初宮西夾城、仁智院等故地。但是眼下，則就實在殊少這樣的情懷。

憑心而論，洛陽的居住環境要遠比長安優越得多，特別是依臨洛水、夏日的上陽宮，風光秀麗、水汽充沛，全無長安龍首原上的酷熱干燥。

對於聖人再次駕臨東都，洛陽民眾們也報以熱情的歡迎。除了萬眾出迎聖駕入城，尋常時節也常有民眾聚集在天津橋南，遠遠瞻望再次變得人氣活躍的洛北兩大宮殿。

剛剛抵達洛陽這幾天，君臣都在調整各自的工作與生活狀態，並沒有立即著手處理軍國大事。

公務方面，宰相宋璟早數月便已經抵達了洛陽，百司職事構架已經梳理搭建起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群臣各司其職、入手極快。

可是在生活方面，那就因人而異了。今次隨駕抵達洛陽的朝臣較之開元七年那一次要更多，這些人相當一部分在洛陽都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

雖然說朝廷在正式移駕之前也解決了一部分此類問題，但所受關照的畢竟只是少部分在朝大臣，大多數朝士仍需自己張羅籌辦。

為了確保朝臣們能夠安心定居、專心於工作，朝廷也特意給隨駕群臣賜給了一季的祿料。這一筆錢財也是頗為可觀，極大的緩解了朝臣們置業生活方面的開支壓力。

這一批財貨賞賜受惠的也不止在朝的臣員，畢竟他們接受賜物後也要用在市中消費，這就間接的讓洛陽行市買賣變得更加繁榮，百業民生都能因此得益。

這段時間里，洛陽市場的承受能力也得到了極大的體現，特別是在衣食等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面對巨大的消費需求增量，洛陽百業行情卻起伏不大，特別是糧價，始終維持在一個相對平穩的水平上，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動用朝廷的力量進行平抑調控。

長安的商貿環境經過數年的發展，雖然也變得頗為扎實，但關系民生的糧價問題卻始終存在著，不只每個季節都有不小的起伏波動，還深受各種諸如歉收、運滯等因素的影響，完全比不上洛陽的得天獨厚。

聖人六月下旬抵達洛陽，並沒有安排重大的朝事會議，只是召見一些河洛地表各行業的代表人物、以示恩恤慰問，給朝廷留下十幾天的緩沖時間。

一直到了七月望日，洛陽朝廷的第一次大朝會才在太初宮明堂舉行。參與朝會的除了大唐內外文武百官之外，還有六夷胡酋邦主並使者們。

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明堂主持大朝會，但每每登臨這座宏偉的殿堂，李潼仍不免心潮澎湃。除了感慨於古代的工藝，他自己在明堂凡所經歷的人事場景畫面也都在腦海中浮光掠影般不斷閃現。

今日朝會除了公布朝廷轉遷東都之後一系列人事政令的改變之外，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便是正式公布對漠北突厥牙帳的出征掃盪，朔方大總管張仁願統率二十萬唐軍即日北上，同時諸胡藩屬助戰軍伍也將在朝廷的調度之下分批次第北上。

雖然眼下已經不是貞觀初年諸事方興，漠北的突厥余孽也不復東突厥頡利可汗時代的強盛，單憑大唐本身的力量便足以將之掃盪平定，並不需要再仰仗諸胡出兵助戰。

但宗藩關系即定，我不需要是我的事情，你不表示則就問題很大。哪怕只是派兵前往漠北旅游一遭，這也是諸胡不可推卻的義務，順便看一看逆我者亡的下場如何。

朝會結束後，聖人也並沒有立即返回上陽宮，而是在明堂別殿召見了宋璟等重臣，繼續商討北征諸事細節。

雖然這一場軍事行動籌劃多時且在今日正式公布，但戰爭真正要打響其實還要到幾個月之後的秋冬之交。

除了大唐的兵馬物資向前線調度需要時間之外，也在於突厥特殊的游牧生活習性。春夏之際草原上水草豐盛，四處遷徙游牧，居無定所，極難追蹤。

唯有到了秋冬之際，天氣酷寒，突厥部眾們才會聚集起來，共同抵御天時的變化。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出兵，才能更准確的掌握到突厥主力的行蹤所在圍而殲之，最大程度的消滅突厥的有生力量，從而畢其功於一役。

接下來這幾個月的時間，除了正常的軍事籌備與調度之外，還有一項必將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聯絡統合大漠南北諸胡勢力，剪除突厥周邊的附庸各部，從而孤立突厥、壯大聲勢。

當年的頡利可汗雖然因為殘暴不仁而搞得突厥怨念沸騰、叛者極眾，但畢竟還是盛極方衰、震懾力尚未完全消散。

如今的突厥默啜則就遠不如當年，三受降城建立之前突厥軍眾還能屢屢內寇，聲勢很是不弱。可默啜執掌可汗大位後所發動的第一場戰爭便以慘敗告終，之後更被三受降城攻防體系隔絕出了漠南。

過往數年如果不是大唐忙於內政休養與同吐蕃交戰，甚至都不會給默啜留下喘息之機。如今突厥勢力還殘存多少，那要大戰過後才有定論，可若是講到對外的影響力，那真是拍馬都比不上頡利時代。

所以大唐在戰前的統合與孤立工作也進行的極為順利，樞密使郭知運在將諸胡助戰勢力人員整理一番後便進奏道：「此番征事，諸賓胡凡所助戰之眾合十五萬七千余眾，所覆諸胡邦主、羈縻州府共一百八十……」

這個數據早在長安的時候便已經有所匯總整理，轉駕東都後又有增加，所覆及的已經不只是大漠南北諸胡部勢力，還包括其他各個凡大唐勢力能夠影響的范圍地區。

李潼聽到這個數據，臉上也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國之大事唯禮與兵，平常時節說大唐國力與影響多么強盛，總是缺乏一個直接的體現，但在這樣的征戰大事上則就體現的頗為具體。

早年他御駕親征、與吐蕃交戰青海，雖然也廣有群胡助戰，但跟當下這個數據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如今除了賓屬關系更加緊密的胡部勢力之外，大唐都沒有特意向群胡下達正式的征召令，但這些胡部便已經踴躍的參戰。

這背後所體現出來的，自然是大唐的國力與震懾力較之開元四年時期都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

許多人或許覺得如今北征與突厥大戰在即，朝廷不該在五月關中掀起一番整頓入唐胡眾的風波，橫生枝節之余還破壞了大戰前夕的內部穩定，逼得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對抗大唐的威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