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勛在太學里講課，首先嘗試強化學生們的「國家」概念。

因為這時代的士人並沒有完整的國家概念，不知道什么叫「愛國主義」，他們往往只有家族的概念，在大多數士人眼中，所謂漢天子，不是國家的代表，而只是天下大家族的代表而已。明朝人能說「國家養士百五十年」，漢朝的士人可說不出這話來。他們只會想，是因為家族在地方上或朝廷中有勢力，我才能或被薦舉或因萌蔭而入仕，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出人頭地靠家族支持。國家給了我什么好處了怎么就養我了

儒家講忠君，但初期的忠君思想又與後世不同，忠於君其實可以等同於「忠誠於上級」，對於士人來說，他所要忠的是上級的卿大夫，卿大夫所要忠的是上級的諸侯，諸侯所要忠的上級的天子。一直到漢武帝搞「大一統」，才開始告誡臣民，你們層層忠君是應該的，但應該忠於我這個天下之大君。可是逮至漢末，這一思想也並沒有徹底地融入人心這時候的官僚與其屬吏仍可君臣相稱，便是明證。

故而，是勛首先要把國家立起來，把天子作為國家的代表，要求士人們以忠於天子為表象，以忠於國家為實質，希望從思想上鏟除掉家族利益這根毒苗，從而阻止門閥世族的繼續擴張和腐爛。

所以他說「先知愛親，然後及於愛人，及於愛家，及於愛國」，不提天子；又說「愛於家，及於君，至於國」，把「君」可以是上級，也可以是天子放得比「國」低一層級。

只有培養起了士人的國家概念、愛國理念。才能提升凝聚力，抵御將來可能會洶涌殺來的外侮。至於個人價值、思想自由那類玩意兒，現階段還根本談不上，那些思潮只會加大離心力，在摧毀家族之前，先把國家給搞跨嘍。

他這在太學的第一堂課，簡明扼要。才不過講了半個鍾點兒而已肚子里貨色有限，再多也講不出來了。然後端起水杯來潤潤嗓子，就開始讓學生提問。太學生們都覺得挺奇，那時候除非上小課，否則老師很少花太多時間回答學生的各種問題好比鄭玄在高密五日一開講，就壓根兒沒有問答環節。

學生提問。對是勛是一次挑戰，因為他本身既不是思想家，也不夠純粹的學問家，所長之處，只有口舌之利罷了。但是面對那么多學生，你不能總靠詭辯混過關啊，總得抖點兒干貨出來啊。因此他事先聲明：「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聖賢尚且如此，況我等耶」

完了又抄襲韓愈的師說：「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卿等若能難我，非我不賢，是卿等有專攻也。我不能答卿等，非我不足為師也，是卿等已可出師也。不拘何惑，盡可問之。」咱有言在先，你們有什么疑惑盡管提。但我不一定答得出來。

不過話雖然這么說，太學生里真正有思想的其實也鳳毛麟角，很多人只是死摳經義，被是勛三言兩語就給打發了。某幾個談了談孝道，論了論忠君，倒也不出是勛的意料之外。基本上，他這頭一堂課，算是比較順利的。

但即便如此，上完了課下來，還是滿頭的汗，連嗓子都有點兒啞了，轉身就對許慈說：「今日始知為師之不易也。」然後當著學生們的面，直接把手里捏的那本孝經遞給了諸葛瑾：「相贈與卿，且勤學之。」

諸葛瑾感激莫名，畢恭畢敬，雙手接過。很，這小子就被學生們給包圍起來了，人人伸手，都想摸摸看這本，琢磨琢磨，究竟是怎么裝訂起來的哪

諸葛瑾是聰明人，他常來常往是勛府上，很清楚是勛建坊造紙和打算賣紙的事兒，所以當著同學們的面，極言用紙的方便，並說：「此乃故兗州刺史曹公家坊所制，其質為關東之冠。」是勛早就關照過他們了，我也就跟荀彧、鍾繇這些朋友們老實交待是自家作坊，你們可別到處去亂說，別人問起來，就報曹德的名頭。

造紙，那是為了自家的習慣，也為了文化方便傳播，要是能賣錢充實一下腰包，當然好，他可並沒有想在史上被寫成蔡倫第二。

是勛這一段時間大是悠閑。侍中一官，本為散職，供皇帝直接指使，武帝後逐漸成為別職的加官，得入禁中奏事，逮魏晉而權同宰相。但是勛腦袋上只頂了個侍中的名號，並沒有本官，所以仍然只備顧問而已，換言之，不顧不問則啥事兒都沒有。

估計上回喋血德陽殿，把劉協給嚇著了，所以這些天一直沒有下旨召見是勛。是宏輔樂得清閑，在家里讀讀，去太學教教課，偶爾過問一下造紙和刻經的進程，或者裝作偶遇，去跟甘氏閑談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