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更荒唐一些的，還有：喝砷和水銀制成的「解毒糖漿」，聖水當然不能缺席，還有應用石膏或翡翠之類的寶石，它們被稱為「奇跡之石」。

除去內服外用，自然也不能缺了手術。

在手術方面，除了常見的放血療法，還出現了擠出淋巴腺腫包的膿血再用烙鐵灼燒傷口止血手術。

如此醫術，也難怪十四世紀的法國作家吉恩·伏瓦薩吐槽：「醫生需要三種寶貴的品質：會撒謊，會假裝誠懇，還有把病人醫死也毫不自責的強大內心。」

然而就算是古老的西醫們會撒謊會假裝誠懇還會把病人醫死也毫不自責，但是這些亂七八糟的法子顯然對付不了黑死病。

既然醫學治不了黑死病，那就試試玄學？

比如，不洗澡，讓灰塵覆蓋住整個身體，不讓疾病進入身體，自然也就不會得病了？

又比如鞭笞患者祈求上帝開恩的「治療方法」，反正治也治不好了，不如求一求上帝，萬一管用呢？

15世紀的威尼斯甚至還出版了一張示意圖，標明了人體不同部位對應的星座歸屬，用於指導治療不同症狀的放血手段……

也正是因為如此，從十四世紀中期到十六世紀，黑死病在歐洲幾乎每隔1o年就要爆一次。

而在這幾百年間，歐洲的老西醫們積極編撰了3oo余部關於黑死病的醫學專著，對於黑死病爆的原因眾說紛紜，始終未有定論，至於如何防治，就更加千奇百怪。

唯一比較有用的現，大概就是隔離，還有「快逃，逃得遠遠的，晚點回來」。

當然，就算總結出這兩點，其實也沒有什么鳥用。

1664年，相對於其他歐洲地區而言城市化程度較高的英國倫敦再次栽倒在黑死病這個坑里。

貫徹「快逃」的歷史經驗，貴族和富人最先逃離倫敦城，然後那些在鄉下有房產的中產階層也跑了，甚至有的教區的神職人員都跑了，這讓民眾感到受了背叛——幸好坎特伯雷大主教、倫敦主教和倫敦市長還是堅持留了下來。

疫情爆幾個月後，上議院討論防疫措施的會議僅僅通過兩項法令：禁止在富人區修建瘟疫醫院；以及禁止將貴族隔離。

管事的人跑掉太多，市政府瀕臨癱瘓，除了布一下黑死病指南什么事都做不了。指南里的治療方案也沒比十四世紀進步多少，例如「24克獨角獸的角」、「3錢鴉片兌白蘭地」。

當然，這樣昂貴稀有的葯方平民百姓反正也消費不起，底層民眾只能竭其所能自救。小商販不敢再直接接觸錢幣，買東西請把銅板投進裝了水的瓶子里，屋子要用迷迭香、醋和松枝熏，連信件也要熏過才能碰。這使得迷迭香價格飛漲，從一先令買一大捧變成六先令一小撮。

聖當斯頓教區執事亨利·多賽特將他教區的經費使用情況一五一十記錄當年聖當斯頓教區委員會帶領群眾抗擊疫情的基層工作：

「庫帕爾兼任守門人，每周4先令」（庫帕爾原本是這個教區負責派救濟糧的人。黑死病期間一旦某戶有人被感染，警隊就會叫鐵匠來把這戶家門鎖死，門上用紅漆刷上紅十字，警示街坊不要靠近。教區還會另外雇佣守門人看守有患者的家庭防止他們破門而出）

「支付鐵匠蓋爾鎖鏈、掛鎖、及安裝費，三先令兩便士。」

「安德魯家寡婦的掛鎖的鑰匙交給了守門人達德利。」

「寡婦布里格和曼登擔任搜尋人，每周兩先令。」（搜尋人負責每天進入有患者的家庭查看患者是否已經死亡，工作風險很大，一般高薪雇佣貧窮寡婦。她們同時還負責給隔離家庭帶去基本的食物和水）

「寡婦布里格現安德魯家寡婦已死，他家養子還活著。繼續鎖上。」

「安德魯家養子已死，所送食物和水共計一先令，棺材一先令，並支付掘墓人佩尼一先令。」

「掘墓人佩尼及其妻並兩幼子隔離，本教區掘墓工作轉交給佩尼長子。」

「掘墓人佩尼兩幼子已死，約瑟夫將弟弟們埋葬。」

「守門人庫帕爾已隔離，支付鐵匠蓋爾掛鎖一先令六便士。」

「鐵匠蓋爾已隔離。」

「掘墓人約瑟夫已死。」

最終還是沒能逃過一劫的最後的掘墓人約瑟夫死在瘟疫的最後兩個月，多賽特的賬目里只記了約瑟夫的死亡，而當時倫敦的情況當時已經沒有可能將死者單獨埋葬，屍體只能被扔進教區內挖出的五個萬人坑之一。

倫敦的黑死病是在1665年，而永樂二十一年的歐洲醫生……

楊少峰忍不住笑了起來：「以後不要說自己是醫生了。」

聽了江鑫龍的翻譯之後，格格巫卻分外的不服氣，甚至還有點兒委屈：「為什么？我治好了很多病人，十個里面只有三四個是個治不好的，主要寵召他們，我也沒有辦法呀。」

對於格格巫的這個問題，江鑫龍連翻譯都懶得翻譯，而是直接告訴了格格巫答案：「治療十個人，死上三四個，這已經不是庸不庸醫的問題，而是病患家屬會活活打死你的問題！

還有，別說你的醫術在你們那里已經很厲害了，你這水平隨便在大明找個大夫都比你強，你這根本就不能算是個大夫！明白了吧！」

「那我要學習大明的醫術！」

格格巫立即轉變了態度：「我可不想一輩子光給人剃頭，我要做一個醫生！」

楊少峰正想點頭，朱高燧的臉色卻黑了下來：「做什么大夫！老老實實的把那個新大6的事情說一說，回頭跟著本王去找新大6去！」

一聽到新大6這三個字，楊少峰頓時豎起了耳朵：「新大6？什么新大6？」</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