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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的心中困擾，絕對不會比小人物更為嚴重，但一定是數量更多、也更為復雜。

對於小人物而言，他們的困擾總結起來不外乎就是生計之事，但大人物的困擾則是源自於方方面面的利弊考量。

作為一個大人物，趙俊臣就面臨著很多困擾，譬如是德慶皇帝的猜忌、譬如是周尚景的壓制、譬如是農務改革新政的推行……

但霍正源卻是非常清楚，江正此時所講的「困擾」究竟是特指哪一個。

於是，霍正源也直接給出了答桉，那就是明朝商賈們的保守與短視！

就以「聯合船行」為例。

自從趙俊臣創辦了「聯合船行」之後，這個龐然大物就變成了一個聚寶盆，逐漸壟斷了明朝境內的大部分河運生意，以「日進斗金」一詞來形容它的盈利能力，也只能算是坐井觀天、孤陋寡聞。

但這世上所有事情，皆是有利有弊，「聯合船行」的存在也是如此。

自從趙俊臣擁有了「聯合船行」之後，影響力與財力就皆是迅速提升，但他也很快就感受到了「聯合船行」的嚴重弊處！

「聯合船行」的實力強大，乃是因為徽浙商賈的紛紛加盟，而徽浙商賈們加盟了「聯合船行」之後，也很快就皆是賺的缽滿盆滿。

但這個時代，商人們的內心觀念總體而言還是偏於保守與短視，本質上就是一群兼職經商的地主老財罷了，所以當他們利用「聯合船行」皆是賺取了大量銀子之後，不僅是沒有進一步的增加投資、擴充「聯合船行」的規模，反而是把大部分收益皆是用於兼並土地的事情上了。

簡而言之，對於徽浙商人而言，地主才是他們的本職，經商只是兼顧，賺取暴利之後就只想著購買更多房產與田產，認為這些實際可見、旱澇保收的財產才能算是真正的財富，而「聯合船行」就算再是如何的利益驚人，也只是鏡花水月，並不是長久之計。

這樣一來，「聯合船行」的存在就造成了各種各樣的隱憂。

商賈們皆是投擲重金大肆兼並土地之後，就造成了更多百姓流離失所，各地田產與房產的價格也皆是迅速攀升，這種情況不僅是不利於趙俊臣將來把農務改革新政推廣於南方各省，更是極大強化了明朝境內爆發流民之亂的隱憂。

與此同時，也因為徽浙商賈們遲遲不願意增大投資，讓「聯合船行」的規模無法迅速擴大，破舊商船也不能及時替換，所以「聯合船行」的運費已經漸漸提升，擴張勢頭也已經出現了減緩趨勢。

趙俊臣並不是神仙，對於這種情況也一直是束手無策，只能是深陷這項困擾之中。

畢竟，趙俊臣總不能強迫徽浙商賈們放棄兼並土地之事、也不能強行控制徽浙商賈們的收益使用方式，只能是寄望於「聯合船行」的高收益可以逐漸扭轉徽浙商賈們的保守心態。

但若是想要徹底扭轉徽浙商賈們的保守心態，至少也需要二三十年、兩三代人的時間，趙俊臣卻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耐心苦等這般長時間，也不知道明朝是否還可以堅持這般長時間不出大亂子。

事實上，不僅是趙俊臣存在這般困擾，霍正源擔任東南巡閱使、奉命推行趙俊臣的遠洋計劃之後，也很快就產生了相同困擾，他所組建的遠洋船隊經過最初的迅速擴張之後，很快就出現了停滯之勢，所有人皆是不願意冒險增加投入了。

而江正也就是針對這般情況，提出了自己的計劃。

經過這段時間的到處奔走與詳細調查，江正對於南直隸境內縉紳豪族的具體情況已是極為了解，也非常清楚這些縉紳豪族們的種種罪行，譬如是大量瞞報田產數量、又譬如是祖宅規制有僭越之嫌等等。

作為趙俊臣的幕僚與代言人，江正雖然無法如臂使指的操縱「聯合船行」，但「聯合船行」的加盟商賈也沒有把江正視為敵人，許多事情皆是沒有刻意隱瞞，再加上徽浙商賈與南直隸縉紳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就連宋家也是「聯合船行」的加盟成員之一，所以江正很容易就調查到了這些事情。

而江正的具體計劃就是，趁著南直隸境內的縉紳豪族與皇庄太監兩虎相爭、矛盾激化之際，把自己所收集到的各種罪行證據皆是秘密交給皇庄太監，讓皇庄太監以這些罪行證據為借口，大肆攻訐南直隸境內的縉紳豪族，甚至是公開向朝廷中樞提出建議，全面徹查南直隸境內縉紳豪族的房產與田產的具體情況！

這般情況下，縉紳豪族們就一定會亂了陣腳，至少短時間內是不敢兼並土地、大肆購買房產與田產了。

又因為江南境內的縉紳與商賈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的關系，所以這項計劃就相當於遏制了「聯合船行」加盟商賈的兼並土地之風，強迫他們只能把更多收益用以投資各種商業活動，或者是現有的「聯合船行」、又或者是霍正源正在組建的遠洋船隊。

即便是投資商鋪、酒樓、匠鋪等等，乃至於是賭場、青樓等等產業，也要遠遠勝過任由他們肆無忌憚的兼並土地。

與此同時，這項計劃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逼迫周尚景向趙俊臣退讓妥協，讓「趙黨」可以趁機插手南京督察院與南京國子監等等重要衙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