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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祐八年，此春的東京，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是上元節的全城歡慶，當夜的煙火表演至今猶為東京士民津津樂道；二便是淮東-東京貪腐大案，此乃朝野動盪的大事，廟堂、民間都議論紛紛。

其三，則是即將展開的又一年科考。經過數年的制度建設，大漢的貢舉取士，已經重入正軌，從地方道州考試，到東京省部選拔，都已成體系。

在此事上，內外文臣，都很用心建設，少有拖沓耽擱的。畢竟武臣猖獗多年了，而提倡科考、興教、文化，是制約武臣的一個有效手段，至少在朝堂上。

大漢的科舉時間，並未固定，都是根據形勢來的。乾祐五年征淮歸來，即開制舉。乾祐六年同興秋舉，七年罷，到如今的八年春，又開常舉。

劉承祐的想法很簡單，為朝廷儲備人才，接下來朝廷戰略所向，乃是削平南方諸國，一統天下。屆時，即便留用一些各國官員，人才的缺口，是可想而知地擴大，尤其是治政人才，而人才的培養，是需要周期的。

是故，大漢取士選才的頻率，才會這般高。當然，有得便有失，因為薅得太狠，實則這些年，取士的素質在下降。與開國前幾年相比，差距則更加明顯，像初年，就有王朴與王溥，後又有王著、李昉，如今都是國家大吏。

然而，即便如此，選士的力度，也沒有放松。時值初漢年間，凡有一技之長者，都可培養、任用，容不得挑肥揀瘦。而對於那些才干、資質並不出眾的人而言，也只有在國初這種天下未定的特殊時期，才有這種機會。

換到太平盛世，若沒有驚世能力，拔萃才情，抑或深厚背景，想要出頭，那可是千難萬難。當然，就近年而言，國家所選士人，大多會作為中下層、僚屬職吏來培養，起步不會高，至少比早年的那些人低很多，從劉承祐這兒，對他們的期望都不會太高，

不過，事情沒有絕對，每一科，都難保不會有遺珠，但那就需要他們在宦海之中，打拼出來。養一千只蠱蟲，總會有些蠱王、蠱將冒出來......

今歲科考時間，被定在三月十三至十五連續三天，乃是開國以來，第一次常舉，第一次春闈，恢復加增了幾門在劉承祐看來還是有用的科目（當然，重點永遠是進士、明法）。以往，都是選在秋季，進行制考。

從正月時起，便已有士子，陸陸續續地從全國各地赴京備考。到截止日起，持解文至禮部登記備案的士人足有3427人，規模乃歷次科考之最。

至於原因嘛，也很簡單，朝廷多開了幾門，又早早地放出消息，此次取士的名額，也遠比往年多，幾倍之，是故引得不少士人，都動了心思。再加上，還有淮南、秦鳳之地的士人。

尤其是秦鳳、漢中這種方取未穩之地，不管是為了一視同仁，還是收買人心，劉承祐直接下詔，對於籍貫此地的士子，沿途官府，需給驛宿便利。而這，是個很得人心的政策，至少於讀書人而言，得到了極大的尊重，這是王朝興盛的征兆。

而隨著八方士子入東京，開封城也更添幾分文氣，幾分熱鬧。新擴建的開封城，雖然仍有內外、貴賤、貧富之分，但自從市坊的界限被打破後，整座城池愈趨繁榮，雖然官府的管理成本劇增，但整座城市的活力明顯提升。

而最直接的好處，便是商稅的增長，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

以前的幾座市場，仍舊被保留著，並有所擴張，修城的時候，還特意改善交通，到如今，仍是商旅貿易往來的選擇，尤其是大宗交易。

同樣的，在原市、行的基礎上，新發展起來了一些集市，其中名氣最大的，要屬相國寺了。佛門禁地，早為民間煙火氣息所染，與紅塵接壤，再無清凈可言。朝廷雖然抑佛，但是終究難以控制人心，許多百姓都喜歡往相國寺湊，即便是做生意，也能離「我佛極樂」近一些。

有鑒於相國寺的特殊情況，開封府專門派了一支由市吏與市卒組成的隊伍，負責秩序的維護，與稅收的管理。原本的上百間僧房，也被開發成了旅宿賓館，總免不有行旅之人夜宿。

如今值三月，也正是相國寺一年最熱鬧的其中一段時間。而站在原本的山門前，放眼望去，層層疊疊，鱗次櫛比，入目皆是熙攘，進耳滿是喧囂，但劉承祐卻顯得很陶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