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呢，則純粹是湊熱鬧了。而禁軍的高級將帥中，也多有下場表態的，比如韓通、孫立、李重進、李繼勛等人。

包括賦閑多年的前侍衛司副帥王殷，也主動向劉承祐上表，希望能北伐從征。當年何福進病逝，朝廷選派北面都帥，任命都已經下達了，可惜王殷得意猖狂，行為放肆，為人彈劾，也觸怒了劉承祐，直接被一擼到底，不只丟了北面都部署的帥位，還把侍衛副帥的軍職也給丟了。

這些年，朝廷不論是取荊湖，還是滅蜀，王殷都曾主動請求出征，不過都被劉承祐給拒絕了，一是大漢不缺將校，何須他這個花甲老將，二則是，當年的不矩行為給劉承祐印象實在太差了。

這一次，也是王殷最後一次主動請命了，如果再不能給機會，他也就不作他想，憂憂郁郁地去過他的晚年了。

剩下的將帥中，慕容延釗、向訓、趙匡胤也都沒有輕易表態，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將帥，心里清楚，下面鬧得再積極，還得看皇帝的態度。而北伐的決策，可是朝廷頭等的大事，需要朝廷諸公仔細討論，全面籌算，不是輕易可下決定。

這些，都還是在京的將帥，而地方的將領們，尤其是河北的邊軍，雖奏表未至，但劉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輩躍躍欲試之志，拳拳報國之心。

將帥請命的背景下，是一場事關大漢戰略的爭論，南北之爭，這幾乎是貫穿開國以來大漢戰略方向的議題。

早年的時候，基本沒有太大的爭議，當時國家實力不足，戰略環境也談不上好，四面皆敵，且漏洞不少，那樣的情況下，選擇攻取南方，是最合理、風險最小、收益最高的選擇。

即便如此，在乾祐四年，南征在即，遼軍聚大兵南下，火神淀之亂，當時就有不少人提議北伐。為何，還是北塞殘破的局面下，大漢上至君臣，下至軍民，安全感不足。

在拓地淮南，西收秦鳳後，國力漸富，兵勢漸強，又有人向劉承祐建議北伐。當時遼國雖然也恢復了幾年，但政治不穩定，宗室貴族叛亂不休，讓人看到了機會。

不過，稍加思量後，劉承祐還是拒絕了，仍舊堅持南攻北守的戰略，北面既能維持基本的和平，給足了空間，那便按照既定的戰略走下去。

其後，收荊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邊情不變，那么接下來一舉平定江南，仍是堅持不可動搖的戰略。

但是，這一次不同了，遼國主動改變，掀起戰爭，將漢遼之間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劉承祐不得不嚴肅北顧，不是心志的動搖，而是來自北面的威脅不得不重視。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戰略之爭，並且這一回，並不局限於少數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這一天，劉承祐干脆下詔，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討論南下北上事。

這封詔書，也反應了劉承祐內心的糾結。在群臣各抒己見的浪潮中，劉承祐對近臣發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還在為南北戰略頭疼！」

議潮之中，劉承祐也不由思索，原來的歷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吳越獻土，遼國都沒有如此大的反應，為何？

思慮良久，雖未徹底洞悉其情由，終是有所得。

如果說正史中，五代亂世的結束，從後周的建立開始正式奠基，走上統一的快車道。而今的大漢與之相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這三年的內功修煉，發展到後面，其間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區區三年了。

中間少了三叛連橫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亂，又沒有北漢的掣肘，征淮半載而定......這些使得王朝的元氣得到了極大保存，恢復發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語。再加劉承祐苦心孤詣的勵精圖治，以致大漢國力軍力之強，遠邁「同期」，帶給遼國君臣的壓力當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

而正史上，等北宋發展到如今大漢的程度，遼國也同樣安穩積蓄近二十載，又沒有欒城之戰的重大損失，自然安穩些。並且，進入到耶律璟後期之後，遼國的政治環境，也確實有些混亂，國內矛盾也重復劇烈，對宋事務也有心無力。

而如今，大漢帶給遼國的壓力感太強了，倘若遼國君臣有憂患意識，就絕不會面對大漢平南而無動於衷。